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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辛亥百年,今天中国的局势和晚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相提并论,是观察家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回首百年,虽然最终改革没能跑过革命,但清末的法律改革依旧可圈可点。今天的中国法律人,又如何从历史中汲取教训,投身到当下的司法改革之中?

虽然激进者或许会嘲笑他们“与虎谋皮”,但一部分法律学者正在切实从事推动司法改革的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从2009年开始,他率领团队每年撰写一部《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为法治进程记录下历年得失。
在2010年度报告中,徐昕教授尖锐批评了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但他仍然相信,哪怕再悲观的情景,其中也有乐观的因素,中国司法改革的总体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未来依然值得期待。
法广:您在2010年中国司法改革报告中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技术细节,对于非专业的听众来说,您对去年司法改革的基本态度和评价是什么?
徐昕:整体而言,2010年司法改革进展比较迟缓。
去年推出了若干项司法改革措施,其中特别重要的有三项:一是两个刑事证据规则出台,二是案例指导制的推行,三是量刑规范化的改革。这说明中国的司法改革还是有所进步。但由于一些关键问题没有解决,所以我们对去年整体的司法改革评价比较消极。
消极的方面:一是司法改革主要是一种机制改革和工作方法的改进,基本上没有触及司法体制的变动;大多数改革措施仍然是一种小修小补,进步不大;公正廉洁年年讲,但不从根本上制约权力,效果必然欠佳;改革力度有限,步伐缓慢。二是某些方面还在倒退,比如,司法巡查制度的建立,规范上下级法院的关系,强化了司法行政化的弊端,弱化了本来就很弱的司法独立性。
法广:那么这种尴尬局面的基本原因是什么?
徐昕:最重要的原因是司法改革的政治化逻辑。这种政治化逻辑使得关键性改革措施难以推进,因为它被官方视为可能损害其统治利益。
这种逻辑可能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所关联,因为司法体制是政治体制的一部分,而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被视为禁区。在这种观念的误解下,司法改革在关键性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这是最主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关键问题上不能取得进展,所以哪怕做了很多具体改革工作,其成效都显得特别单薄。
法广:从更大范围来看,司法改革的转折是不是也和整体上的改革进程相联系?能不能说,司法改革的现状也是整体改革的一个缩影?
徐昕:这显然是整体改革的一个缩影。政治改革的停滞的确影响司法改革的推进。但从法律技术的角度来说,两者可以有所分离,因为绝大多数司法改革措施可以不触及政治体制的变动。比如,审判委员会改革很长时间不能推进,一个重要原因是审判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党组成员加上几位业务比较精深的庭长,似乎否定审判委员会就否定了法院党组,否定法院党组似乎就否定了党的领导。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审判委员会的设置,完全是司法职权配置的技术问题。再如,地方公安局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如果由其他人担任,就可以避免公安局长指挥法院院长和检察长的局面。这无损于党的领导。
所以,很多问题是一种想象的障碍,即使在现有体制下,也是可以解决的。
法广:作为学者,您的报告能不能对司法决策层有所触动?就您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决策层对这个报告的态度是什么?
徐昕:我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至于这份报告能否影响决策,我不是特别介意。但如果有所作用,也是件好事。
目前这份报告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每年发布会邀请了高法、高检、司法部相关部门的领导参加。他们的参加本身就是一种沟通的姿态,我想对他们的具体工作会有所影响。我相信司法改革的决策部门会注重各方面的反应。
报告坚持批判性、建设性和法理性。批判性放在第一位,批判的限度设定为有关部门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
法广:您在演讲中曾提到,从1998年到现在,分期上看仍然是同一场司法改革,但是又归结出2008年开始八项转折的标志,比如对调解结案的重视,对能动司法的强调,还有最近两会提出的“五个不搞”,那么这种前后重大的变化表明它究竟是一场改革还是两场改革?
徐昕:总体上,2008年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具有承上启下的特点,是对前20年司法改革的反思——当然也有退步。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讲都没有解决根本问题。两个阶段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只不过上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司法改革的号角吹得比较响。当下,从上到下的控制更为突出,但面临的基本问题其实一样。前一阶段,被视为司法改革的黄金时期,其实也没有解决司法独立、司法行政化等基本问题。
虽然在我们看来,现在新一轮司法改革在关键问题上不可能有突破,但毕竟推出了60项改革措施,其中若干项也事关司法体制,比如政法经费的保障、案例指导制度的推行。之所以说承上启下,是因为这种过渡性特征结束之后,我们期待未来会开始一场涉及基本问题的改革。
法广:在肖扬主政最高法院的十年时间里,司法改革的职业化方向比较明确,但在之后的王胜俊时代,以“三个至上”的提出为标志,改革方向明显转变。这种个人色彩对司法改革有什么影响?还是在这种个人色彩背后有更加强大的体制性的力量?
徐昕:王胜俊担任首席大法官后,最高法院给人的感觉是明显转向,特别强调司法的大众化和民主化。这里面有个人风格的问题,但主要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中国的形势、体制性力量使得他往这一方向前进。如何理解这种转向?
一方面,这可能是对前期过于强调司法职业化,特别是针对司法公信力不断下降等问题的回应。司法系统认为,有必要回应社会对司法的质疑,加入更多民众参与的元素。但这种回应不能改变司法的职业化方向,因为司法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现在中国司法的问题不是源于与人民脱节,不是源于司法的职业化程度太高,恰恰相反,是源于司法职业化不够。就像一个人生病,吃了几副药没好,马上就转向;但问题是,司法弊病恰恰是因为药没有吃够,还应当继续往这个方向走,才可能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的决策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政治上的决定。这种决定是不是真的要改变司法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也未必,它仅仅是回应民众的需求,回应体制更高层的要求。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那怕再悲观的情景,其中也有乐观的因素。

今天法国论坛报发表一篇署名马科福洛朗蒂诺以“沸腾的中国静悄悄”为题的文章。经济博士福洛朗蒂诺首先强调指出,世界处于沸点,地球在爆炸。四面八方都是如此,只有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和政治舞台上却不可置信的悄然无声。中国并没与其他中央央行一道干预日元的上升,中国不参与反卡扎菲的行动倒不足为奇;中国本应该购进希腊,爱尔兰,葡萄牙或西班牙的公债,在几周之前,许多评论员还曾经对此充满热情,然而上周三,外围债务率飙升却看不到任何一个中国买者,当然,保持沉默,弃权,是中国一贯采取的立场,但是论坛报文章笔者对此次沉默是否掩饰着某种更大的隐患提出疑问。

通货膨胀最令中国当局头痛
但是,并不因此因为中国沉默而可以认为日本邻国或是海湾石油生产国的局势已经远离中国的焦虑,而事实是恰恰相反。中国经济增长指数继续攀升,但是可以感觉到中国当局的一种真正的担忧。确实,世界经济回升,但并不是那么可观,哪怕美国出笼了雄心勃勃的重振经济的方案,美国有一天还是会被迫遵循英国之路,也就是英国紧缩经济之路,这是一条导致经济短期内下跌的道路。中国外贸出口景况不佳,日本邻居的焦虑则更加于事无补,中国去年首次出现高达73亿美元的外贸逆差,成为自从2004年以来最高。中国的通货膨胀令中国当局最为头痛的事情,中国民众饱受通膨之害,当然指的不会是法国电视台所显示的上海某些豪华住宅区的居民,中国还有十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他们来说,食品原料物价飞涨是个灾难,官方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二月份通膨指数为百分之四点九,这一指数远远超过官方所确定的标准,而实际的通货膨胀更接近于百分之十,而不是更接近于百分之四。中国央行不得已只有多次提高指导利率,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中国隐藏着深层的危机?
因此,论坛报以“沸腾的中国静悄悄”为题的文章的作者确信,中国陷入深层的危机。文章继续指出,中国是个泥足巨人,在世界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为了重振经济大量投资,而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远低于希望,而重振经济方案最终掀起通膨,并封锁了公共和地方财政以及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当然,中国有众所周知的外汇储备,但是,论坛报文章笔者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已被地方的赤字和银行的债务所抵消,银行的贷款也更像次贷,中国当局不可能继续长时间隐藏这一真实情况。
论坛报文章结论说,假设中国面临世界震荡,也因为中国陷入并不令人羡慕的经济和金融局势的原因,文章的者经济博士说,有一个证实他所恐怕发生的情况的晴雨表,那就是股市,上海混合工业指数如今在3000点以下徘徊,而在2007年的十月份,同一指数却高达6124点。
法国当政党溃败,极右冲破记录
以法国极右国民阵线有所突破,当政党人民运动联盟失败为标志的法国地方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占据今天法国各大全国性报纸头版头条位置:巴黎人报在头版头条刊出国民阵线领导人马琳勒蓬的肖像的同时强调,她开始安营扎寨;解放报也在“警告”的大标题之下配上马琳勒蓬的肖像,解放报强调,哪怕国民阵线被选上的人很少,但在法国政治格局当中却不可忽视;法兰西晚报说,有人(奥博利)笑,有人(萨克齐)哭;在左派有所进展,右派避免了溃败之后,费加罗认为,左派获胜是由于在周日的第二轮投票当中的弃权率高所致;法共人道报说,昨天的地方议会选举构成一次在危机当中的投票,人道报还说,国民阵线获得重要的一部分当政党选民的投票的支持才获得某种突破。
此外,论坛报头版头条关注法国核工业将继续坚持到底的议题;十字架报对如何面对核风险提出疑问;法国回声报关注法国巨富税改革影响到中小型企业的资金问题。

欧元又再次面临严峻考验。在经历了希腊与爱尔兰的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葡萄牙目前的困境又使欧元区陷入紧张状态,欧元能否闯过难关,维持自己作为仅次于美元的全球第二大硬通货,这自然受到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关注。

葡萄牙总理苏克拉迪上周三辞职,之前议会拒绝了新的财政提案,他本来希望这些举措能够让葡萄牙免于步希腊和爱尔兰後尘,不必向欧盟/国际货币金组织请求财政支援. 这是在主权债务危机不断蔓延的环境下,第二位沦为牺牲品的欧元区领导人,上月爱尔兰总理宣布下台。尽管苏克拉迪下台了,但他继续坚定不移地反对求援,并明确表示,至少在新的葡萄牙政府组建前会一直推行这一路线.在提早大选後可能约需两个月的时间来组建新政府。
欧元区官员透露,葡萄牙所需要的经济救助,可能达到600至800亿欧元。有人担心,葡萄牙危机蔓延的风险很高,加上全球局势不稳定,可能引发新一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的借款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将寻求启动5,800亿美元的危机基金,以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之时增强信心。
标准普尔上周四将葡萄牙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BBB”,并维持“A-2”的短期主权信用评级不变。这两项评级仍处于负面观察名单中。在标普看来,上述消息会导致葡萄牙政局动荡加剧,进而会挫伤市场信心并加大葡萄牙的再融资风险。惠誉将葡萄牙评级下调两个级距至A-,并称该国议会否决政府撙节措施後,其融资风险加大。惠誉警告称,未来三到六个月可能会进一步下调评等。
欧盟上周五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大家在防范危机机制方面达成共识,这项稳定机制用于帮助那些已经无法在市场上以合理的利率找到贷款的国家。欧盟各成员国领导人同意,在6月底前将其金融救助基金增加至4400亿欧元。大家在”欧元公约”,即欧元区最新经济协作公约上也取得重大进展。该公约通过规定制度化的欧元区领导人例行会议,打破了欧盟禁忌。其次,它创造了一个可以讨论经济政策领域的论坛,欧盟各政府之前总是因主权原因而将其视作禁区。随着对公约进行的各种修改日渐落实,有可能从很大程度上改变欧盟的运作方式,创造出一个速度多元化的欧洲。
德国最大的贷款银行德意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托马斯-梅耶指出,即使欧领导人就欧元公约达成一致,欧元也缺乏一个稳健的根基,并且面临长期的风险。但也有相反的观点。华尔街日报认为,欧元的抗干扰能力日益增强。该报的文章指出,随着葡萄牙政府垮台,该国可能寻求800亿欧元的援助。围绕欧元区将就竞争力和救助问题进行一场“大谈判”的希望正在消退。穆迪也已经下调了几乎整个西班牙银行业的评级。而欧元经受住了这一切的考验,并可能在未来经受住新的种种考验。
去年发生在希腊和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危机曾重创了欧元,欧元兑美元在去年4-5月和11月分别下挫了12.5%和7.7%,欧元甚至一度跌至1.19美元的年内低点。此次葡萄牙政府的下台只不过在周三推动欧元小幅走低,周四就展开了反弹。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欧、美之间的利差是原因之一。 其次,欧元危机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正在下降。希腊和爱尔兰援助计划曾导致主要欧洲银行债务违约的担保成本大幅上升,但这一成本在最近几周不断下滑。同时,西班牙在冲击面前也已表现出很强的抗击打力:即便是银行业评级被下调,但10年期西班牙国债收益率与德国国债的收益率差周四却小幅收窄。核心欧元区经济已经受住了去年危机的考验。从目前来看,周四公布的欧元区采购经理人指数等一些令人鼓舞的经济数据支持了欧洲央行偏向加息的立场,而这一立场进而可能支持欧元,使其远离去年那场事关生死存亡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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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近日席卷全国的“抢盐”风潮,网上流传着很多取笑囤积食盐的段子。然而,看到那些平日里节衣缩食,为买便宜鸡蛋而甘心排大队的工薪阶层,花费大笔冤枉钱以求规避风险时,我们究竟是该嘲笑还是悲伤呢?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有网友提醒说,不要老拿小市民开涮,在一个就连国家都不能给普通人基本安全感的地方,民众是十分可怜的。中选网上作者李光的文章调侃说,有时候,说不定官老爷也实在拿这些草民没有办法:明明是火坑,大家却争先恐后往下跳;明明是安全通道,人们却畏畏缩缩,徘徊不前。何以如此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愚民政策时间长了,老百姓自然不再相信你了。君不见,为何官方紧急辟谣,大家还是不予理会呢?为何官方保证食盐供应充足,人们还要拼命抢购呢?这其中的道理,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不过,到底是低下的国民素质造就了低劣的社会制度,还是低劣的社会制度使国民素质越来越低下呢?这个因果关系是不能颠倒的。作者周小进的文章强调说,要知道,这些丑陋行为发生在一个缺乏公信力的社会中,政府发布的信息,公众是否相信,大家心知肚明。我们的GDP数字都是从县到省,再到中央一级一级凑出来的,而CPI的统计标准居然也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随时更改的;我们政府部门几千万的预算可以不予公开,几万亿的投资可以不予解释。再就自然灾害来说,没发洪水的时候,我们的三峡大坝号称可以预防千年一遇的大水灾,等到洪水来了,又要求大家不要过高期待大坝的防洪能力等等。
文章又说,要知道,在当今的中国,民众了解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官方。全国从省、市到县各级党政机关下面都有自己的电台、电视台和报纸,官方话语几乎无孔不入;老百姓说话稍有不慎的话,立马就会被定为谣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官方的消息不负责任,和平时期乱放“卫星”,危险来了又急忙要推翻之前的说法以推卸责任,如果这唯一的权威话语失去公信力,我想,国民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各种传闻和基本的生存技巧了。所以,大家才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哄抢一切生存必需品,以备不时之需。原因很简单:无论情况怎么样,你永远听不到真话;灾难真的来了,也永远不能指望别人。换句话说,大家都在丛林之中,又是兵荒马乱,生命必需品当然是越充足越好了。
周小进的文章最后感慨说,2003年非典的时候,全中国都在抢购白醋和板兰根,相信大家至今还记忆犹新。而“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但是,没长进的,不是国民素质,而是政府的公信力。也有评论认为,这次蔓延全国城乡的抢购食盐风潮,无异于一场微型的社会骚乱。那么,发生这种社会骚动的基础又是什么呢?首先,恐怕就是社会相关管理机构公信力的下降。以致于公众普遍认为,现如今除了自己谁也不可信;除了自己照顾自己,相信谁或者依靠谁来保护你的利益,是非常天真幼稚的,不算计你的利益就不错了。
中选网上作者卫志民的文章说,其次,则是专家学者公信力的丧失。我们的专家学者过于关注政治上的正确性了,过于关注当权者的脸色和想法了,也配合得过于积极、主动和彻底了;既不中立,又不独立,还不专业,甚至缺乏基本的良知。这样一来,在社会需要他们扮演一种稳定力量的时候,他们自身却成为了一种不稳定的力量。以致于越辟谣,谣言越盛,这真是专家学者们的悲哀,但这又仅仅是他们自身的悲哀吗?三是社会安全感的普遍缺乏,长时间的快速经济增长,民众生活物质水平的改善,自不待言。但伴随着这种经济增长和发展上的“奇迹”,普通民众生存的危机感和焦虑感,却在同步上升和蔓延,这难道不也算是一种“奇迹”吗?
卫志民的文章又说,中国各地民众在这次“抢盐风潮”中表现出的争先恐后和乱作一团,与日本国民在灾后表现出的良好公民素质,的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实,中日两个民族之间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成长、生活的环境不同而已。面对目前的巨大差距,如果不去改良我们自身的体制环境,不去系统地优化社会管理,可能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的只有“羡慕”和“自叹不如”的份儿了。道理很简单,没有公民,哪儿来的公民素质可言?!
综上所述,有网友点评说,政府部门控制谣言传播的能力,原本是考验其公信力的晴雨表,如果一国政府平日里无法取信于民的话,那么,在遭遇重大危机和灾难时,必然引发社会情绪的浮动。目前,这场谣“盐”风波虽然已经过去,但其背后所蕴藏的社会人心的危机能量,却很值得政府有关部门深思。谁也说不好,这股能量什么时候会再次爆发,并引发一场更为严重的政治社会危机呢?!(杭州网友宁远远《联合早报网》)

继南都研究员长平、《成都商报》记者龙灿、《时代周报》评论版编辑彭晓芸等一系列“被辞职”事件后,《南方周末》资深评论人笑蜀今天也通过微博宣布将暂时离开工作岗位。

3月28日凌晨2:27,笑蜀通过微博发布消息,其中包含六点内容,称“1、众兄弟厚爱铭刻在心,但不一一作答。歉甚。2、请两年学术假属实。3、我深爱南方,请尊重这份感受,勿因我攻击南方。4、我不后悔独立中道平和理性,非因某方而因社会需要。当下已太多暴戾极端,能少一分当少一分。5、我主张独立中道平和理性,但从不弃守原则。6、尽人事听天命,相信规律会起作用。”
笑蜀没有在微博中解释具体原因,但“请两年学术假”明确透露出他将暂时离开《南方周末》的信息。在随后的微博中,他表示“我至少是自由的,生计也当不成问题。虽然不可免会有一阵子难过,但会很快恢复。我不是受难者,不是英雄,也不想做烈士,谢谢各位兄弟厚爱,但我不该受到那么多关注。”
尽管笑蜀在微博上表现谦逊,但他“休学术假”的消息仍然在中文媒体圈里引起了强烈震动。截止28日中午,有400多人在笑蜀相关微博上留言,《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凤凰卫视主持杨锦麟等人都表达了惋惜与支持。
还有网友留言称“笑蜀越是笑着说没事,我们这些长期靠你们的文字来了解中国的人就会更觉得有事,至少在我的心里弥漫着‘天下欲盖弥彰’的感觉。”
笑蜀是大陆媒体著名时评人,他坚守独立、中道、平和、理性的立场,参与执笔的“方舟评论”被广泛视为《南方周末》的标志性声音。但在大陆媒体环境收紧的背景下,继南都研究员长平、《成都商报》记者龙灿、《时代周报》评论版编辑彭晓芸等一系列“被辞职”事件后,温和批评的声音也面临越来越严酷的压制。

戈尔巴乔夫的近况

作者 马丁
二十年前启动俄罗斯民主改革而推动东欧转型的前苏联末代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现在怎么样了呢?苏联解体二十年后,这位被认为促成历史发生转变的人物名声在外,在俄罗斯却四处不讨好。最近(3月2日),他刚刚度过了八十大寿。这位被誉为“冷战终结者”的老人收到西方各国政要发来的生日贺电,也获得了克里姆林宫颁发的俄罗斯最高荣誉“圣•安德鲁勋章”;官方电视台还播放了他政治生涯的资料片。但他始终不被国人理解,怀旧的人把他视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历史罪人,而普通人则经常把他当作茶余饭后编织政治顺口溜的笑料。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出生在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回想起年轻的时候,他和父亲在南方一个偏僻的集体农庄驾驶收割机劳动的情景。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5月11日当选为苏联最年轻的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在职时期在苏联推行称为“新思维”和政治“透明化”的民主改革,最终导致苏联解体及冷战的结束,为此于 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90年他曾经短暂担任苏联总统,1991年12月25日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后,他宣布辞职,苏联正式解体。
为了表达官方对戈尔巴乔夫的敬意,总统梅德韦杰夫特地在3月2日戈尔巴乔夫八十寿辰这天,请他到位于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官邸,亲自向他颁发了“圣•安德鲁勋章”,以表彰他对国家做出的杰出贡献。梅德维杰夫在向戈尔巴乔夫授勋时说:“您领导国家渡过了一个艰难的时期,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虽然对于结果有不同的看法,但您为国家作出的艰辛努力,没有人能够怀疑。”
授勋之后,梅德韦杰夫还开香槟为戈尔巴乔夫庆贺。随后二人坐下来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戈尔巴乔夫说,他自己身体有很多毛病,也许接受勋章之后不久,就该接受“吊唁”了。梅德韦杰夫回答说:“哪里哪里,像你这么一个精神饱满又善于保养的人,怎么可能呢!”
俄罗斯总理普京也给戈尔巴乔夫发了生日贺信,信中赞扬说:“您是俄罗斯乃至世界上最知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您的工作不仅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还提升了俄罗斯的声誉。”
但是在人们看来,无论是梅德韦杰夫的恭维话还是普京的贺词,都不是真心的,只是出于礼节或循政治惯例。因为这两个今日掌握实权的俄罗斯领导人,并不觉得戈尔巴乔夫是俄罗斯的历史功臣。
譬如2009年欧洲庆祝“柏林墙”倒塌20周年时,梅德韦杰夫对德国人把“柏林墙”倒塌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很不以为然。他当时对德国明镜周刊记者说:“在德国和许多欧洲国家,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正面形象,认为他对欧洲统一有很大贡献;但是在我们俄罗斯,人们对戈尔巴乔夫的功过看法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国家就是在他执政下解体的。这样的看法对不对,只能留给历史学家去判断了,但在那个时期很多俄罗斯人觉得自己失去了国家,成为历史的受害者,这是事实。”
普京也不喜欢戈尔巴乔夫。谈到20年前的东欧事变时,普京曾经认为前苏联的解体是“20世纪地缘政治最大的灾难”。在他看来这场灾难的制造者不是别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多年来,戈尔巴乔夫一直是批评普京等俄罗斯当政者最严厉的人之一。就在生日当天,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还直言相向,建议普京不要再寻求竞选总统。他讽刺说,如果2012年普京再次当选总统,俄罗斯人民可不愿意像羊群那样,老是被同一个牧羊人十几年赶着走。他甚至说,今日在俄罗斯掌权的是一群“富有而又堕落”的政客。他透露说,他最近政治上遭遇的一个挫折是组党受阻。据他描述,主管官员对他说:“您好好过您的日子吧,组什么党?我们不会给您登记的!”
当年,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它结束了斯大林模式的计划经济和那种僵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对于今日相当大一部分俄罗斯人把他推动改革视为导致苏联“亡国”,戈尔巴乔夫感到内心苦涩。他认为,很多俄罗斯人至今尚不理解他当年启动改革留下的政治遗产意义,因为在许多人的记忆里,那次改革只有“苦难、匮乏和商店货架空空”,好像没有带来什么;而实际上,没有那次改革就不可能有随后而来的政治转型和俄罗斯的自由。戈尔巴乔夫批评今天俄罗斯的民主进程出现停滞,政治中渗透金钱和腐败,他甚至认为一些迹象令人怀疑一党专制的想法似乎希望死灰复燃,呼吁人民珍惜得到的一切。
八十大寿那天,戈尔巴乔夫在家人陪伴下,在莫斯科一个商业中心的大厅宴请前来祝寿的宾客大约300人,人数不算少,气氛也热烈,但没有多少政要和名人给他捧场。向来对他冷漠无情的俄罗斯媒体刊发了他的一些采访录,但对他的历史功过不肯褒贬一言。
还是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有感情,向他的老朋友戈尔巴乔夫转达了祝福。不久就到87岁的老布什在贺信中说:“请一定代为转告戈尔巴乔夫,80岁完全不可怕,对他来说根本算不上老,我希望能很快见到他。”前美国驻俄大使杰克•马特罗克也向戈尔巴乔夫祝贺生日,称赞他“为造福全人类而改变了世界,结束了冷战。”总之,西方媒体一致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伟大政治家,尤其赞扬他结束冷战,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
但在俄罗斯,多数人对戈尔巴乔夫不抱好感。就在他八十大寿前夕,俄罗斯Levada独立民调机构公布的一项民调显示,对戈尔巴乔夫当年改革持肯定看法的人只有18%,而对他怀抱好感的人还不到14%。激进的人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年的改革不彻底,不仅拒绝修改苏联一党专政的宪法,最后还企图挽救破裂的苏联。怀旧者则怪他在1991年搞垮了强大的苏联。年轻一代嫌他那一套政治词汇过于老化,把他视为一个“落伍者”,一个啰里啰唆的老头子。而嗜酒如命的俄罗斯人,对他主张限制饮酒很反感。甚至人权捍卫者也不喜欢他,因为在戈尔巴乔夫担任末代苏共总书记时,还有异议人士被捕入狱或送往古拉格。不过人们可能忽视了,在那个开始变化的时代许多事情都有一个过程,正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苏联开始释放政治犯,包括著名异议人士萨哈洛夫。
由此可见,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分野以及对历史的认同在一些人的心里还是有一道鸿沟,尤其在俄罗斯。西方民意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伟大的“冷战终结者”,而许多俄罗斯人(尤其那些怀旧者)至今仍把戈尔巴乔夫视为把列宁缔造的苏联国家弄垮了的历史罪人。
不过戈尔巴乔夫并不在意人们怎么看他。他前不久接受《共青团真理报》采访时表示,对他来说“战斗还没有结束”,他相信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会理解他。谈到自己的私生活,戈尔巴乔夫说,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是与妻子拉依莎相遇,共同生活了46年;他自己从没想到能活这么久,妻子过世(1999年)后,活不活对他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据他最近透露,1990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当时的奖金是400万瑞典克朗(相当于现在的45万欧元),他一分钱都没有留下,一部分捐献给了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故受害者设立的医院,另一部分捐献给哈萨克斯坦的环保事业,用于挽救濒临干枯的阿拉尔海(Mer d’Aral)。这座地处乌兹别克和哈萨克之间的世界上第四大淡水湖,过去30年间湖水面积已经缩小了60%;最近四五年,阿拉尔海更失去了东面80%的湖水面积。至于乌克兰境内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并造成前所未有的放射性泄漏,是在1986年4月,正好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总书记后的第二年,这也是人类自核工业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事故。
戈尔巴乔夫表示,他从未后悔当年在苏联的改革。他认为,他在任时苏联推行的政治民主化,给了人民敢于说出自己想法的自由,因为在此之前,苏联人生活在恐怖之中,只能在厨房里、在收音机的音乐声和吸尘器的噪音中,才敢谈论自己的想法。他回忆说,当年改革之时,苏联首次出现党的内部会议公开电视直播,人们每次都匆匆忙忙赶回家观看,大街上、电影院和剧院里的人变得少了,因为苏联民众过去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知情权。当时民主化改革给了苏联公民以基本人权和自由。
虽然戈尔巴乔夫3月2日在莫斯科的八十寿辰庆祝晚会冷冷清清,但他还有机会补救一下,本月底(3月30日)伦敦将有一场专为他举办的据说颇为盛大的歌舞晚会,除了为他庆贺生日之外,还将以戈尔巴乔夫的名义设立一个“改变世界者”奖,并举行首次颁奖典礼。看来,戈尔巴乔夫不仅以“冷战终结者”的伟名令世人景仰,而且还将以“改变世界者”的美名流芳百世,也许除了俄罗斯以外。

网友惠稿:街头政治:人民不可或缺的行为政治
惠稿网友:高洪明
一、什么叫街头政治?
百度百科:“街头政治”,通常指某些政治势力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发动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冲进政府部门的活动。具体表现有: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游行集合,举办街头讨论会或组织辩论演讲,发起街头签名运动,搞群众性串联,罢工罢课,静坐绝食,占领广场,围困政府机关等。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在世界范围内“街头政治”的现实看,它实际上已经成为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拓展其势力范围和在别国建立亲美政权的有效工具。——中国传媒大学当代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二、中国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全方位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就是说,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是中国宪法规定的并赋予中国公民的全方位自由。
三、街头政治是中国公民依法享有的自由
街头政治无非是中国公民把中国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特定的条件下,由特定的人群全方位的集约化的依法享有并充分享受的公民群体行为。
四、妖魔化街头政治是违宪言论,制止街头政治是违宪行为
近来歪嘴传媒和马屁文人多方妖魔化街头政治,多人发表文章要求政府制止街头政治,这些都是违宪言论;如果政府有关机关予以制止街头政治,那么这样做就是违宪行为。
歪嘴传媒和马屁文人故意把街头政治与街头暴力、与街头违法行为混为一谈,故意妖魔化街头政治,故意为制止或围堵街头政治制造借口;这是故意混淆政治是非,故意混淆法律是非的言行。
官方传媒所赞美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四五运动”是街头政治;官方百般回避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六四民主运动”是街头政治;官方怒不可遏的“法轮功四二五事件”、“拉萨三一四事件”、“乌鲁木齐七一五事件”是街头政治;尽管,有的事件有时发生了流血事件,但它不是街头政治的过错。
五、中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成了禁止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自1989年10月31日公布施行以来,从来没有依法施行过,它始终束之高阁,可望不可即。
中国各级公安机关一直对依法申请进行游行示威的公民个人或公民利益共同体采取行政不作为的做法:它既不受理公民的游行示威申请,又不给公民不许可游行示威的书面通知书,更不给不受理公民游行示威申请作出任何解释;它只是一味地强行制止公民个人或公民利益共同体依法享有的游行示威自由。公安机关这种行政不作为,都是违宪违法行为。
中国各级公安机关如此行政不作为,致使什么是合法的游行示威?什么是不合法的游行示威?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解释不清楚。结果只有一个:中国没有合法的民间游行示威,只有民间游行示威在“不合法”的进行。如此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就成了禁止公民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了。
六、公安机关与其制止还不如保障公民享有游行示威自由
中国各级公安机关,与其花费大量的警力、警车、警械、警犬来制止或围堵公民个人或公民利益共同体依法享有的游行示威自由,落个违宪违法名声,还不如使用同样的警力、警车、警械、警犬来保障公民个人或公民利益共同体依法享有的游行示威自由。
如此这般,中国各级公安机关才对得起中国纳税人即中国人民对自己的养活;如此这般,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才能成为中国公民依法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才能成为中国公民依法进行集会游行示威的保护神;如此这般,中国宪法与法律才能成为中国人民心中的神圣与行为的铁则。
七、街头政治是不可或缺的行为政治
政治是经济、社会及文化的集中体现;公民政治权利是公民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及文化权利的集中体现;不讲政治、不讲公民政治权利,公民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及文化权利就无法自我保护、自我实现、自我创造。
当民意代表的议会政治不能充分代表或不能代表人民愿望、诉求和利益的时候,街头政治就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利益共同体自我实现、自我保护、自我创造自己的愿望、诉求和利益的自我行为;它是对议会政治的暂代或补缺,这是人民不可或缺的行为政治。
当权贵集团的密室政治伤害或剥夺人民的愿望、诉求和利益的时候,街头政治就是公民个人或公民利益共同体自我实现、自我保护、自我创造自己的愿望、诉求和利益的唯一可靠的自我行为;它是对密室政治的抗议或抗争,这是人民不可或缺的行为政治。
八、还中国公民自由,街头政治纳入法治轨道
中国政府应当而且必须把中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还给中国每一个公民,这是中国政府不可推诿的法定责任,是中国政府责无旁贷的法定义务。
同时,中国政府也应当而且也必须把街头政治纳入中国的法治轨道,这也是中国政府不可推诿的法定责任,也是中国政府责无旁贷的法定义务。
还中国公民自由,街头政治纳入法治轨道,这里只有一个总被历史反复证明的真理即:
中国公民的民生与民主、人权与自由、愿望与诉求、尊严与财产、利益与福利的真实享有、切实兑现、永远持有,是离不了公民街头政治的。
中国进步,民族昌盛、公民幸福,是离不了形形色色的维权街头政治的。
中国民选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是离不了全国性的选民街头政治的。
中国民选各级地方政府主官,是离不了地方选民街头政治的。
总之,中国稳定和谐与公民街头政治是并行不悖的,是相互支撑的。
九、公民自由与街头政治不是中国的洪水猛兽
中国公民自由与公民街头政治都在中国宪法和法律范围内享受并进行,都在中国政府强力机关保护和保障下享受并进行,公民自由与街头政治永远不会成为中国的洪水猛兽,这有中国历史典籍来证明。
请歪嘴传媒和马屁文人读一读中国的两篇文言文:
1、《周厉王止谤》;2、《邹忌讽齐王纳谏》。
当你们读完《周厉王止谤》以后,就会懂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和事实,就会懂得防民之自由更甚于防川的道理和事实,就会懂得防民之口与防民之自由才是中国的洪水猛兽的道理和事实。
当你们读完《邹忌讽齐王纳谏》以后,就会懂得“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数月之后,时时而间进;期年之后,虽欲言,无可进者。”的道理和事实,就会懂得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公民自由与街头政治不会成为中国的洪水猛兽的道理和事实。
以上是一家之言,文责自负,请有识之士不吝指教。

网文选刊:傅春雨:哥们抢的不是盐,是踏实
(转自《华夏快递》2011年3月24日)

日本地震引发核电厂事故和全球对核污染的担忧。这种担忧又在中国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抢盐风潮。对此,网上有许多精彩的调侃和幽默讽刺。也有论者指此现象反映了民众的素质低下,其实未必。
常言道:谣言止于智者。谣言易于扩散,非理性行为容易泛滥,反映了“智者”的缺失。
在 开放的民主社会,“智者”无处不在。自由的媒体,人格独立的记者,时事评论家,节目主持人,自由撰稿人;独立的政党和民间团体,意见领袖,真正的民意代 表;各种专业和学术协会,深具批判精神的专家学者,还有教会,牧师,等等。在这样的社会,政府远不是唯一的权威,信息不被垄断,法律和民意才是行为准则的 最终判据。平时,“智者”们各抒己见,吵吵嚷嚷,社会是在“有序的混乱(controlled chaos )中运行,充满创造性和活力。而当危机来临,“智者”们的声音举足轻重,充当了社会的主心骨。他们共同的基本核心价值能使社会迅速凝聚共识,展现出超强的 力量。这就是民主社会看似四分五裂,却有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所在。
在独裁专制社会,“智者”何在?媒体,是党的喉舌;教师,忠诚于 党的教育事业;连牧师和尚,也要接受党的领导;民意代表?哪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提也罢。具有独立人格和批判精神的“智者”,不是在监狱里,就是被扼杀 在“萌芽状态”或处于窒息状态。所谓独裁社会,其实就是一个“智者”缺失的社会。独裁者本质上都搞愚民,不见容于民间有任何 “智者”的存在。政府不仅是不容挑战的唯一权威,而且也是信息的唯一正确来源,是一切行为准则的规范者和最终裁判。偌大国家,就一个党,是超级智者,号称 伟光正。物理上,虽然还强大不可冒犯,可是在信誉上,早已如同一个屁股直流鲜血,嘴上还喊专精包治各类痔疮的主儿,没人拿正眼瞧它。
平 时,超级智者一声号令,众“弱智”被迫唯唯若若。表面上政出一门,思想高度统一。久而久之,老百姓就养成并习惯于一种表里不一的二元行为模式。社会上,你 骗我,我骗你,一级骗一级,谎言假货满天飞。人们在公开场合,讲的是冠冕堂皇的一套,在私底下,说的做的是另一套。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不一致。你说煤球是 白的,我就说雪白雪白的,你说地球是方的,我就说见棱见角的。你说你在全心全意地为我服务,我就说首长辛苦啦。可心里面,人人都另有一本小九九。你说我们 要好五倍,我心里就想:蒙谁呢?你说你廉洁奉公,我心里就想:天知道。
而当危机来临,你说我们很安全,我心里就想:鬼晓得。老百姓也 就很难淡定得起来。单一中心的权威一旦破产,由于“智者”缺失,没有替代疏导;各自的小九九由于缺乏公开的交流和碰撞,很难凝聚成共识。社会普遍缺乏基本 信任感,最没有安全感,谣言最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恐慌。一有风吹草动,老百姓的心态就是天塌下来,靠谁大爷?谁大爷也靠不住!心里没着没落的不踏实,总得做 点什么吧?于是,就有抢盐或抢别的什么的“行为艺术”上演。管它有用没用,抢上两包再说,抢上了心里才踏实。这些“行为艺术”的演出者,何尝不是在下意识 地是呼唤重构社会文明,恢复诚信与信任?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老百姓的抢盐,和当官的抢权——生怕有独立的民间“智者”成长,铁心要铲 除一切可能挑战独裁的“不稳定因素”——是源于相似的心态:不踏实。这也正是专制社会看似铜墙铁壁,牢不可破,可稍有压力,它就会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的原 因之所在,也正是当局无时不处于惶恐之中,拼命维稳,越维越不稳的原因之所在。
何苦呢,有道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政治改革有那么可怕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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