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11月,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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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1)
作者 安德烈 距离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还有几周时间，但深陷大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然看不到亲自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奖的希望。甚至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在北京家中。不久前，刘霞发出一份公开信，邀请刘晓波的150多位朋友前往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是，从那时起，刘晓波的朋友们或多或少受到当局的干扰。 当局甚至有点风声鹤唳，从现在起就开始阻拦他们出境。山东大学退休教师李昌玉老先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生经历了许多苦难，九十年代从山东大学退休。但一直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并发表了大量探讨政改，揭露时弊的文章。李昌玉也是刘霞女士邀请的150多名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朋友之一。他同我们谈起刘晓波，谈起在刘晓波夫妇缺席的情况下，谁应该替刘晓波前往奥斯陆领奖这件事？他还简略表述了他对中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思考。 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肯定 李昌玉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公布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之后二十分钟左右，就有朋友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一消息。当天晚上。他写下“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文，第二天发表在『观察』网站上，以表明他的态度。 在李昌玉看来，“刘晓波是第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获得了这个奖，意义重大。这表明中国人在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得到了西方的肯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成就”。 他认为，中国人从1840以来就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奋斗，并且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又经过了100年，还在这里徘徊不前。“这回中国人的努力，通过刘晓波这个人，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李昌玉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这个奖不单单是给刘晓波个人的，而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肯定…。他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个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胡锦涛先生，是他助了一臂之力。” 谁应该替刘晓波领奖？ 刘晓波身陷大狱，其妻刘霞目前也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在他们夫妻无法出席的情况下，谁来替刘晓波领奖呢？刘霞不久前发出一份公开信，邀请150多名刘晓波的朋友前往奥斯陆出席和平奖颁奖仪式。李昌玉先生也在被邀之列。 谁去最合适呢？李昌玉说，现在还是未知数。但他在网上看到曹长青写的一篇文章，对谁应该代刘晓波领诺奖提出建议。李昌玉觉得这个建议值得大家重视，“如果刘晓波知道的话，我想他会慎重考虑这个意见的”。李昌玉向记者读了那篇文中的几段： 事实上，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如果刘晓波夫妇不能去领奖，最合适的代领者，应是六四屠杀时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最应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不是任何国内外的“人物们”，而应是那些仍在狱中的政治犯们的家属。刘晓波在得奖后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所以方政去代领，符合刘的意愿方向。既然亡灵们不能登上领奖台了，那为什么不让一个活着的，最能用身体见证六四屠杀的人去领奖？ 在六四之夜，方政作为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两腿被中共坦克压断，高度截肢，二十年坐在轮椅上（去年来到美国）。这个形象出现在挪威的颁奖台上，会成为全球媒体的聚焦中心，将让全世界再次想到天安门那些无辜被杀害的孩子，那些伤残的身心，那些艰难的挣扎，那些不屈的抗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双腿被解放军坦克碾断的幸存者形象，比任何语言，任何领奖词，都更能震撼世界、打动人心；尤其在今天这个手机网络时代，这个轮椅上的照片，会随着挪威颁奖典礼的报道，传向整个世界！ 看中国的事要反过来看 读报纸要从反面读 中国现在消息封锁很厉害。大家是如何知道刘晓波获奖这件事的？他们怎么评价刘晓波这个人呢？李昌玉表示也许身处大学的缘故，周围的人知道刘晓波获奖的人很多，他接触的人对刘晓波获奖这件事都是正面评价的。李昌玉介绍说，当年刘晓波文学博士毕业时，有很多超前的理念、观念，那些一鸣惊人的观点大多是关于文学和美学方面的。时称“一匹黑马”。“我们当时知道刘晓波的人就很多。后来，六四的时候，高校卷入六四比较深，知道刘晓波的当然比较多。也许社会上知道刘晓波的就少一些。但这回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比方在书店里就看到，就听到有人跑来问：有没有刘晓波的书卖呀？这就说明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注意这个事情”。 李昌玉说对官方的媒体报道要有分析，要会看，就会得到很多信息。比如对刘晓波这件事，“虽然报上发表的都是反面的、批判的文章，中国人也已经习惯了。看中国的事，要反过来看。读报纸，要从反面读，不要从正面读，那就知道许多事了。” 中国的政改要渐进 近来中国谈政改的又多了起来，刘晓波获得诺奖，能否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某种推动呢？ 说起这件事与政改的前景，李昌玉首先对中国的各种力量做了分析。他认为“现在中国有几派人。一派是极左派，就是喊毛泽东万岁的…。这一批势力也很大。但是他们主要是在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当中有一些影响，获得一些同情，但也不可小视。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干扰。 因为毛泽东还有很多的欺骗力，煽惑力。 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民主派当中，也有一些激进的，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人。比方对刘晓波获奖，他们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刘晓波和平、平稳、改良，好像不革命。这一批人他们甚至集体向诺委会上书，反对把奖授予刘晓波。但这批人群众基础可能不太厚。 按李昌玉的说法，“国内比较理性的人是主流，就是主张民主化、自由化、宪政化，但是要渐进的发展。不期望一步成功。因为，特别像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人，都体会过革命并不是一个好东西，革命不是万能之宝。相反，回顾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尤其是四九年的革命，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得到的东西远远不是当初所想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再来一次暴力革命，而是渐进的改良。所以大家都比较理性。 李昌玉认为现在中国主张民主化的人不少，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从90几岁的像刚刚过世的李普，往下数，五十几岁这个年龄档次的，颇有一些很有成就和见解的学者，处在民主化进程的已经有相当的人了。他说：“我想，中国应当是，还是很有希望。这个过程可能是相当曲折的，至于具体是怎么引发，现在无法预言”
近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又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焦点话题之一。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政改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称：“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陈铁源的评论称：“政治改革根本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无法成为当务之急。”“在2012年之后，无论是谁接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职位，他们都不会去碰政治改革。原因很简单，高风险、高成本、收益不定。现实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大；而且，这些问题都属低风险、低成本和高收益领域。”“因此，未来至少三代中国领导人仍然是技术官僚派。技术官僚派会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中占据较长时间，直至所谓的‘80后’开始全面接掌这个国家，即2035年前后，时间跨度约25年。这之前，无论是‘50后’、 ‘60后’，还是‘70后’，他们都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搞政治改革。这些领导人的最大任务就是让14亿人‘富起来’，但绝不是让他们‘动起来’。 ‘动起来’是指这个国家的政治充满活力、思想充满活力、国家前途充满活力。让国家‘动起来’是‘80后’中国领导人的真正使命。那么，‘80后’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还能做什么？只有一条路，继续技术层面的改革，为政治层面的改革作准备，即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才是支撑政治改革的中坚力量，日本、韩国、台湾都是如此，伊拉克、阿富汗、东帝汶都不是如此。具体来说，全力发展经济，强力弱化政府，大力强化社会。这些才是中国下一轮改革与开放的方向与路径。如果这些都取得了成功，那么，才能与未来的政治改革路径对接。否则，中国成不了台湾，而会成为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储昭根的评论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政改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甚至有越来越猛烈之势。”“中国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执政者越来越感觉权力不够，控制不了而不得不加强自身的权力及不断加强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控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为了伸张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不得不激进，甚至铤而走险。” “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 8709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5年间翻了一倍。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中共下达死命令严防死守，但到年底，群体性事件仍然达到了创纪录的23万起，相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从付出的代价上更是惊人，2009年预计投入的‘维稳’经费已达5140亿人民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5321亿的军费相差无几。”“中国现实情况下，依靠政治强人强力推行政改已不现实，中国的改革应该从由原来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式地推进。” “政府必须公开、透明、向人民负责；人民则享有言论、结社及抗议示威的自由，和不受任何干扰地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其实只不过是世界发展几千年沉淀的政治文明与普世价值，也是当今政治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中在香港为您报导。
近期以来，政治体制改革又成为中国社会各界的焦点话题之一。中国向何处去，再一次受到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政改的分析评论。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郑永年的评论称：“政治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永恒话题。基本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处于探索时期。在政治改革遭受挫折之后，中国走上了‘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的道路。在整个九十年代，经济改革是中国的主体性改革，在本世纪初十六大之后，社会改革又成为主体性改革。”“而十七大更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政治改革甚至民主化的途径和方法，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 “实际的问题在于，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就很难维持现存体制。最严重的是，不进则退。而中国实际上并不存在这样一条退路。” “无论是自由派的幻想主义和左派的恐惧主义，都没有出路。今天，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可以动员到一定的力量来阻碍任何一项他们不认可的政治改革。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党的领导高层对政治改革不能达成共识，而屈从于空洞的争论，那么只能延误改革，造成不堪的后果。”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陈铁源的评论称：“政治改革根本不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也无法成为当务之急。”“在2012年之后，无论是谁接替胡锦涛和温家宝的职位，他们都不会去碰政治改革。原因很简单，高风险、高成本、收益不定。现实的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太大；而且，这些问题都属低风险、低成本和高收益领域。”“因此，未来至少三代中国领导人仍然是技术官僚派。技术官僚派会在中国未来的历史中占据较长时间，直至所谓的‘80后’开始全面接掌这个国家，即2035年前后，时间跨度约25年。这之前，无论是‘50后’、 ‘60后’，还是‘70后’，他们都根本没有能力和意愿去搞政治改革。这些领导人的最大任务就是让14亿人‘富起来’，但绝不是让他们‘动起来’。 ‘动起来’是指这个国家的政治充满活力、思想充满活力、国家前途充满活力。让国家‘动起来’是‘80后’中国领导人的真正使命。那么，‘80后’之前的中国领导人还能做什么？只有一条路，继续技术层面的改革，为政治层面的改革作准备，即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社会，才是支撑政治改革的中坚力量，日本、韩国、台湾都是如此，伊拉克、阿富汗、东帝汶都不是如此。具体来说，全力发展经济，强力弱化政府，大力强化社会。这些才是中国下一轮改革与开放的方向与路径。如果这些都取得了成功，那么，才能与未来的政治改革路径对接。否则，中国成不了台湾，而会成为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联合早报》署名储昭根的评论称：“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内部矛盾的发展，政改的讨论仍将持续下去，甚至有越来越猛烈之势。”“中国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执政者越来越感觉权力不够，控制不了而不得不加强自身的权力及不断加强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控制；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民众感觉自己的权益无法得到伸张，而为了伸张自己正当、合法的权益不得不激进，甚至铤而走险。” “中国大陆的群体性事件从1993年的 8709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2008年是12万起，5年间翻了一倍。2009年，是建国60周年大庆，中共下达死命令严防死守，但到年底，群体性事件仍然达到了创纪录的23万起，相比上一年又翻了一番。”“从付出的代价上更是惊人，2009年预计投入的‘维稳’经费已达5140亿人民币，和中国人民解放军5321亿的军费相差无几。”“中国现实情况下，依靠政治强人强力推行政改已不现实，中国的改革应该从由原来自上而下转变为自下而上式地推进。” “政府必须公开、透明、向人民负责；人民则享有言论、结社及抗议示威的自由，和不受任何干扰地选举自己政府的权利。这其实只不过是世界发展几千年沉淀的政治文明与普世价值，也是当今政治野蛮与文明的分水岭。”
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中在香港为您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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