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Archive: 中国式民主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近日，华东政法大学内部人士透露，曾于去年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中国需要去马克思主义化》、《人大制度与“三权分立”孰优孰劣？》、《军队在国家中的地位》等一些政治敏感文章的张雪忠博士，在学校年终考核中被评定为“不合格”，由于拒绝接受校方提出的检讨等要求，张雪忠将可能被迫离职。
张雪忠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任华东政法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讲师。2001年进华东政法大学工作，发表论文及评论文章40余篇，并曾赴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法学院访问。
知情者说，张雪忠讲师考核不合格的理由是“政治思想差”（华政的考核标准中有规定，政治思想差的直接评为不合格）。根据华东政法大学的相关规章，一年考核“不合格”只能转岗，不能解聘。但华政校方把张雪忠2009年和2010年的考核放到今年一并进行。
此前，华东政法大学曾对张雪忠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写书面检讨，“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正确的，并承认其本人文章思想是错误的”；否则，将对其进行解聘。“如果张愿意检讨就可以过关，不检讨就不续聘”。
据称，张雪忠“认死理儿”，一直都不肯检讨。张雪忠认为学校的要求不符合宪法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他认为，这种检讨“将损及一名大学教师的尊严”，拒绝了学校的要求。
内部人士称，华东政法大学校方或将不直接解聘张雪忠，而是2011年年的“岗位重新设置”过程中不再续聘，但结果都是要他走人。
92年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的上海律师斯伟江在一篇名为《母校的沉沦》的博客文章中对华政提出了批评，“这种以考核不合格，以要求别人屈服、认错来羞辱一个大学教师，是多么文革的一种作风。对于一个政法大学，这本身是一种羞耻。”
斯伟江说，“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教授萧瀚也是华政92年的毕业生，他由于讲课等问题，也被停课，至少，至少，他还没被开除。而萧瀚的母校，华政，就为一篇文章，就要对张博士下手，砸掉他的饭碗。这是何等的吊诡？”
“政法，从顺序上看，政再大，也是大不过法的。毕竟法笑到最后，它站在历史一边。
最新公布的美国外交官密电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一位老相识认为，习近平胸怀大志而且作风务实，对台湾颇为了解，对西方也相当熟悉，应该不会有对抗美国的野心。
这份揭秘电文是2009年11月26日，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公使衔政务参赞发回美国国务院的；电文标题是：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雄心勃勃的倖存者”；电文内容则是在两年间，美国人员在与这位习近平的旧友多次谈话中得到的资讯，其中包括他对习近平家庭背景与成长过程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他对习近平人格与政治看法的评估。
习近平的这位故友，目前已经取得美国国籍，是政治学教授，与美国大使馆时有接触。
作者 雅尼克
刚刚出版的法国《新观察家》周刊推出年底中国专辑，我们简要介绍此专辑的一篇导读性文章。
上层与下层之间的高墙
此篇题为《红圈》的文章由该刊资深编辑威尔（Claude Weill）执笔，作者一开始就写道：什么图景更能象征中国的形象？是雅典比雷埃夫斯港升起的五星红旗？还是奥斯陆刘晓波留下的空椅子？是一个富有和充满征服欲的、以33亿美元的代价为中国赢得一道进入欧洲的门户的中国？还是听不见外部声音，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坚决抵制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是走出经济危机，产值超过日本；还是共产主义早已名存实亡但党仍然掌控一切的中国？作者认为，实际上，这两个中国均是真实的中国。
但是，中国的现实比这个更复杂。今天的中国，宣传的作用已经远不如过去，人们即使在外国记者面前也能够自由地谈吐，当然大家都会注意不要越过官方所划的黄线：刘晓波、西藏等等主题都不能碰。同时，今天的中国反对的声音也终于有所冒头。一位外交官表示，中国每天有不下300起冲突事件。
文章指出，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存在着两种有代表性的想法：一方面是下层人士，他们既对现实不满又相信前途会更好。另一方面是社会的上层，他们普遍感到中国不可能如此延续下去，不久的将来，中国会发生人民起义。威尔引用画家陈丹青的话说，“中国的领导人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如此强势，如此富有又同时如此紧张。”
为什么不能如此持续呢？威尔写道，无非是两点：一是权力专断，二是社会贫富悬殊。陈丹青认为，目前的局势可以同明朝末年相比，权力顶层完全知晓当前的问题在那里，但是，在顶层与下层人民之间却隔着一道厚厚的高墙。上层的政令或者无法通过高墙，或者产生恰恰相反的效果。
想从玻璃窗上突围出去的苍蝇
文章写道，中国人到底要求什么呢？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吗？是自由的工会和自由的媒体吗？一般说来，中国人认为这些都不可能在近期实现。中国人的要求很具体，停止强行拆迁，制止官僚横行，杜绝警察滥权，铲除法官与地方党官互相勾结等等。一句话，中国人要求的是尊重法律。理论上说，中央政府对此也无异议，但是不允许影响到党的权力。然而正是党权的至高无上才是社会不公的源泉。文章引述一位律师的话说，党权和法制是无法兼容的。目前公权力正是在这一关节点上无法突破，这就如同想从玻璃窗上突围出去的苍蝇。
缩小贫富差距是中国所面临的又一项严峻课题。缩小贫富差距当然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但是这并非唯一功用。中国必须吸取世界经济危机的教训，如果不能想办法刺激中国国内消费，中国经济增长将会没有后劲。但是刺激国内消费并不容易。要使中国人少存款多消费，仅仅提高工资是不够的。必须使人民的生活获得保证。减少失业威胁，设立健康保险，养老金等等。这些措施真正实行也非简单。这需要一个制度，需要改革，而中国的已经蜕变为国家贵族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推迟改革。这即是所谓的“红色魔圈”。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说过：“问题越多，国家就越强大；国家越强大，问题就越多…”
文章最后提问：如何才能跳出中国式 “红圈”»呢？
公民广场
(11:31)
作者 安德烈 距离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还有几周时间，但深陷大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仍然看不到亲自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领奖的希望。甚至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在北京家中。不久前，刘霞发出一份公开信，邀请刘晓波的150多位朋友前往奥斯陆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但是，从那时起，刘晓波的朋友们或多或少受到当局的干扰。 当局甚至有点风声鹤唳，从现在起就开始阻拦他们出境。山东大学退休教师李昌玉老先生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生经历了许多苦难，九十年代从山东大学退休。但一直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并发表了大量探讨政改，揭露时弊的文章。李昌玉也是刘霞女士邀请的150多名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的朋友之一。他同我们谈起刘晓波，谈起在刘晓波夫妇缺席的情况下，谁应该替刘晓波前往奥斯陆领奖这件事？他还简略表述了他对中国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思考。 中国人追求自由民主的努力得到了世界的肯定 李昌玉在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公布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之后二十分钟左右，就有朋友打电话告诉了他这一消息。当天晚上。他写下“祝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一文，第二天发表在『观察』网站上，以表明他的态度。 在李昌玉看来，“刘晓波是第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获得了这个奖，意义重大。这表明中国人在争取自由、民主、人权方面得到了西方的肯定。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成就”。 他认为，中国人从1840以来就为争取自由民主而奋斗，并且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又经过了100年，还在这里徘徊不前。“这回中国人的努力，通过刘晓波这个人，得到了世界的肯定。”李昌玉是这样理解的：“其实这个奖不单单是给刘晓波个人的，而是对于中国人的一种肯定…。他认为，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这个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胡锦涛先生，是他助了一臂之力。” 谁应该替刘晓波领奖？ 刘晓波身陷大狱，其妻刘霞目前也被软禁在北京家中。在他们夫妻无法出席的情况下，谁来替刘晓波领奖呢？刘霞不久前发出一份公开信，邀请150多名刘晓波的朋友前往奥斯陆出席和平奖颁奖仪式。李昌玉先生也在被邀之列。 谁去最合适呢？李昌玉说，现在还是未知数。但他在网上看到曹长青写的一篇文章，对谁应该代刘晓波领诺奖提出建议。李昌玉觉得这个建议值得大家重视，“如果刘晓波知道的话，我想他会慎重考虑这个意见的”。李昌玉向记者读了那篇文中的几段： 事实上，我认为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如果刘晓波夫妇不能去领奖，最合适的代领者，应是六四屠杀时被坦克压断双腿的幸存者方政。最应受邀出席颁奖典礼的，不是任何国内外的“人物们”，而应是那些仍在狱中的政治犯们的家属。刘晓波在得奖后说，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所以方政去代领，符合刘的意愿方向。既然亡灵们不能登上领奖台了，那为什么不让一个活着的，最能用身体见证六四屠杀的人去领奖？ 在六四之夜，方政作为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两腿被中共坦克压断，高度截肢，二十年坐在轮椅上（去年来到美国）。这个形象出现在挪威的颁奖台上，会成为全球媒体的聚焦中心，将让全世界再次想到天安门那些无辜被杀害的孩子，那些伤残的身心，那些艰难的挣扎，那些不屈的抗争！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双腿被解放军坦克碾断的幸存者形象，比任何语言，任何领奖词，都更能震撼世界、打动人心；尤其在今天这个手机网络时代，这个轮椅上的照片，会随着挪威颁奖典礼的报道，传向整个世界！ 看中国的事要反过来看 读报纸要从反面读 中国现在消息封锁很厉害。大家是如何知道刘晓波获奖这件事的？他们怎么评价刘晓波这个人呢？李昌玉表示也许身处大学的缘故，周围的人知道刘晓波获奖的人很多，他接触的人对刘晓波获奖这件事都是正面评价的。李昌玉介绍说，当年刘晓波文学博士毕业时，有很多超前的理念、观念，那些一鸣惊人的观点大多是关于文学和美学方面的。时称“一匹黑马”。“我们当时知道刘晓波的人就很多。后来，六四的时候，高校卷入六四比较深，知道刘晓波的当然比较多。也许社会上知道刘晓波的就少一些。但这回还是有很多人在关心。比方在书店里就看到，就听到有人跑来问：有没有刘晓波的书卖呀？这就说明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注意这个事情”。 李昌玉说对官方的媒体报道要有分析，要会看，就会得到很多信息。比如对刘晓波这件事，“虽然报上发表的都是反面的、批判的文章，中国人也已经习惯了。看中国的事，要反过来看。读报纸，要从反面读，不要从正面读，那就知道许多事了。” 中国的政改要渐进 近来中国谈政改的又多了起来，刘晓波获得诺奖，能否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起到某种推动呢？ 说起这件事与政改的前景，李昌玉首先对中国的各种力量做了分析。他认为“现在中国有几派人。一派是极左派，就是喊毛泽东万岁的…。这一批势力也很大。但是他们主要是在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当中有一些影响，获得一些同情，但也不可小视。可能会造成一些很大的干扰。 因为毛泽东还有很多的欺骗力，煽惑力。 第二种情况就是在民主派当中，也有一些激进的，特别是在海外的一些人。比方对刘晓波获奖，他们极力反对，因为他们觉得刘晓波和平、平稳、改良，好像不革命。这一批人他们甚至集体向诺委会上书，反对把奖授予刘晓波。但这批人群众基础可能不太厚。 按李昌玉的说法，“国内比较理性的人是主流，就是主张民主化、自由化、宪政化，但是要渐进的发展。不期望一步成功。因为，特别像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人，都体会过革命并不是一个好东西，革命不是万能之宝。相反，回顾中国百年来的革命，尤其是四九年的革命，社会付出的代价太大。而得到的东西远远不是当初所想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并不希望再来一次暴力革命，而是渐进的改良。所以大家都比较理性。 李昌玉认为现在中国主张民主化的人不少，包括不同年龄段的人，从90几岁的像刚刚过世的李普，往下数，五十几岁这个年龄档次的，颇有一些很有成就和见解的学者，处在民主化进程的已经有相当的人了。他说：“我想，中国应当是，还是很有希望。这个过程可能是相当曲折的，至于具体是怎么引发，现在无法预言”
身居大陆和喜欢我内容的认识，从今起beijingger.wordpress.com为新网址
作为一个矿难频发的大国，中国人早已经习惯了各种各样的矿难新闻，对世界各地的天灾人祸也不再过敏。然而，在这次智利圣荷赛铜矿举世瞩目的大救援中，33 名矿工被困地下622米的深处，长达69天之后全部生还，还是让全世界特别是我们看到了一次不一样的矿难，一个真正的奇迹。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对此，有评论写道，诞生奇迹的喜悦属于全世界，因为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和不同国家的人们，从这次救援行动中看到了高扬的生命价值，而创造这项奇迹的光荣则当属智利这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智利大救援就是一部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展示片。
《南方都市报》15号的社论文章说，通过这次救援，全世界开始更真切更深刻地认识了智利这个南美小国，即使是小国，它的国民也可以很有尊严；即使是小国，它在世界上也可以获得足够的尊敬。不过，多少有些令人意外的是，智利让全世界刮目相看的，并不是这个国家有多么高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其在南美较为稳定的政局，而恰恰是今年以来接踵而至的两场大灾难。在本次矿难之前的那场智利大地震，虽然强度高达8.8级，名列1900年以来全球第5大强震，但其人员伤亡却相对较小，地震中表现出来的国民素质也让外界印象深刻。
前后两场不同类型的灾难以及它们那出人意料的结果，都凸显了智利的价值观，用当地一位救援人员的话来说就是，“人是每个国家最宝贵的财富”。当然，这样的价值观并非只是口头上的宣示，而必须依靠坚强的制度保证。正是由于智利政府在建筑防震方面的严格规定，与完善的灾后救援体制，最终才使国民蒙受的损失降到最低。而这一次，一个陌生的词语井下“避难所”，更是让中国人大开了眼界。看到那些被困地下的智利矿工，在避难所中又是升国旗、又是吃大餐来庆祝国家独立日，还能收看足球赛直播，甚至天天洗澡、训练减肥的神奇经历，或许会让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同行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如此高标准的矿山安全生产设施，所谓的“战胜矿难”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
对此，网友张东生的点评说，智利矿难的成功救援，关键就在于这个作为安全生产必备设施的井下紧急避难所。这里除了能为那些被困矿工提供食品、水和空气流通等条件之外，还可以提供温度调节和排泄物处置等多方面的人性化保障，正是这个避难所让被困矿工们有信心也有条件坚持下来。那么，我们为什么就没有这套体系呢？这位网友感慨道，是啊，每15名矿工就要准备一份儿、每半年必须更换一次的储备物资，每年还要定期检修排气与供水等设施，就这样一年算下来，每名矿工也只不过需要多开支5～7万元而已。贵不贵呢？一条人命才40万元，与官员们的三公消费相比，这点钱又算得了什么呢？！
另一方面，就在本次救援行动圆满结束的喜庆气氛中，智利总统、亿万富翁皮涅拉竟宣布这座铜矿“确信无疑将永久性关闭”，那些与事故有关的人员也“不会逃脱惩罚”。而智利矿业协会主席则表示：这些矿工不应该被叫做英雄，他们都是受害者。所有矿工脱险之后，我们打算尽全力追究有关方面的责任。不仅如此，在接受中国《东方早报》的采访时，这位主席更是强调说，监管问题更多是出在政府，而非单个企业的层面。与此同时，他还十分冷静客观地表示，“奇迹注定只会发生一次”。凡此种种，都让中国网友十分感慨。腾迅网友“几点睡几点起” 的点评说，尽管救援行动大获成功，人家还是要按部就班地追究责任、总结教训。可我们呢，恨不得赶紧大张旗鼓地歌颂救人的过程有多么艰辛、多么的感人等等，硬是把一起起的事故做成了一件件的“壮举”！
此外，在中国的许多矿难中，一些地方政府和矿主们在事故发生后极力掩盖事实真相、虚报伤亡人数，对各路媒体记者和那些遇险矿工家属们严防死守。在所谓“维稳”的名义下，封杀新闻、屏蔽消息更是成了家常便饭。相比之下，人们从这次智利的救援行动中看到了许多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智利有关方面在事故现场专门修建了媒体接待中心，上百名矿工家属都守候在救援现场，焦急却又安静地注视着救援行动的展开。南都社论最后说，“智利万岁”！这是一位矿工在升井之后情不自禁地呼喊，那一瞬间，全世界都在聆听，谁都知道，这无疑是一个国民在真诚地为自己的国家而感到骄傲。 (本文部分内容摘编自《南方都市报》上作者吴强、狂飞，以及中选网上作者祝华新的相关文章。)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达赖喇嘛：“民主是世界趋势 中国应顺势而行”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达兰萨拉接受法广中文部采访 RFI/Chine作者 雅尼克
在世界各国发展日趋密切的今天，西藏问题的解决已不再仅仅是中国的“内政事务”。西藏民众对民主与人权的追求与全球的民主发展趋势遥相呼应，而就如何回应西藏人民的诉求与如何推动经济上崛起但政治上滞后的中国转入民主的轨道，国际社会实质上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作为流亡海外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西藏人民追寻民主、自治和自由的象征，是中国与西方外交纠纷中的“争议性”人物，而在很多人眼里，他更是解决西藏危机的希望。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表示，民主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应该顺势而行。
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建国六十周年。同时，今年也是您本人及数万藏人被迫离开西藏 五十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共六十周年的历史和现状以及从此而生发的中国的近期和远期的前景？这一问题很重要，因为我想，中国内部包括汉民族和维吾尔民族在内 的各民族都应该知道您是如何估价中国的前景和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一个不民主但却强大的中国是否意味着民主离中国更远，甚至也使国际民主社会在维护人权、 自由、平等等您赞同的普世价值上处于守势？作为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作为一个有世界声誉的精神领袖，您对西藏的观点固然重要，但您对中国整体甚至世界 整体走势的看法也是十分重要的。
达赖喇嘛：从大的方面上说，中国共产党的专制集权制 度难以影响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中国在经济上的发展应该可以协助世界解决正在面临的经济危机等问题，如果她在这一方面真得能够有所助益，我认为这 是一件好事。当然，一些没有完全民主化的小国或许会认为，没有民主也好；比如中国，没有民主，但经济很强大。由于中国经济上的发展，我的一些朋友必须与中 国合作、与中国接触，但是，他们内心深处并不认同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使民众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境外旅游人数不断增长，学生到海外留学的 人数激增。中国与国际的接触若愈来愈广泛的话，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对其的影响将加深。现在的中国与三、四十年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其实，中国变化的分水 岭是在邓小平复出后。邓小平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民众得以接触西方，这是国家产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忽然瓦解对国家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 响。正如前苏联所发生的那样，倘若中国共产党忽然崩溃，国内可能出现很大的问题，对其周边国家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果中共能够自发地、渐进地进行改革， 我认为，这是比较好的方向。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人民日报》发表长文，其中提及党内的民主，强调党内基层选举的重要性，我觉得这很好。胡锦涛在十 七大大会报告中也多次用到“民主”这个字眼——但“民主”并不仅仅是个词，而有其实质内容。从这些方面看，中国领导人认为民主是重要的。我经常对一些朋友 说，应该看到世界的变化，除了西方国家，非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逐渐走向民主化，这是世界的趋势和潮流。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只能顺势而行，其改变 只是时间和速度的问题。中国若背道而驰，对其有害无益。中国的领导人或许多方考虑，但他们清楚民主是大势所趋，无法抵挡，如果他们看到民主给中国带来的长 远利益，就应该面对这一问题。
通过这次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的采访，我想说的是，中国是个非常大的国家，未来，中国将成为很重要的国家。 中国这个大国成为一个重要的国家时，其关键问题在于应该利于这个世界、帮助这个世界和服务于这个世界，这样她才能成就伟大的事业。现在，中国为何无法做到 这些呢？关键在于世界不信任中国。为什么不信任呢？因为中国没有媒体的透明化，整个国家的透明化尚有待于改善。比如说，现在中国政府一再提“国家机密”， 国家机密在战争时期、在革命时期、在内战时期，例如说朝鲜战争时期，是存在的，但现在是一个和平时期。和平时期不透明，这是一种可悲的状况，令人感到惋 惜。所以，未来，中国要成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成为利于世界的一个大国的话，关键的一点就是透明化。现在，由于不透明，使得周边国家很多人对中国产生怀疑 与猜忌。新闻的垄断、新闻的封锁和新闻的歪曲这不仅仅是个不透明的问题，对中国本身的形象是有损害的，对中国的信任也是一个障碍。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国 家，都会犯错误，犯错了就应该面对，对世界说对不起。
记者：从世界舆论的角度看，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传递之时，争取 “自由西藏”的呼声达到高潮，可能世界舆论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那么多地讨论西藏话题。但是，这一高潮同时也激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弹，由官方或利益诱导的 民间民族主义情绪也达到高潮。北京利用其强大的国力，对西方政府，法国、德国、澳大利亚包括美国从外交上进行反制，法中关系至今没有恢复到北京奥运之前的 水平。应该说，北京的外交出击是有效的。您如何看待这一变化？美国总统奥巴马上台后激起世界性的和平、缓和的希望，但您至今还没有会见这位总统，您下一次 的美国行程是否确定？是否有同奥巴马会见的可能？
达赖喇嘛：关于这个问题，首先，中 共的外交压力一定是有的。但奥巴马本人的想法是希望在访问中国时，把对西藏人民最有利的、能够帮助西藏的一些问题与中共相关的领导人交流，因此他希望在交 流前，不要激怒中国，不要让中国产生不愉快的情绪。我觉着这也是很有道理的，既然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西藏的问题。其次，透过非常亲密的朋友，我也接到一 些中共相关领导人希望我不要在这一时间与奥巴马见面的讯息。这是通过朋友提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同意。基于这两个原因，在上一次去美国时，我同 意不见奥巴马。当然，达成的协议是，奥巴马从中国回去后，什么时候都可以与我见面。但我还需按照既定的计划安排行程，并不能随时去美国。我到世界其它国家 的行程可能是一年两年前就定好的，如果因为见奥巴马，我要取消这些行程，我在道义上对不起它们，所以我不能立刻去美国。我想，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我可能 会见到奥巴马。
记者：除了美国之外，还有欧洲。欧洲方面从高层到舆论对西藏问题均十分关注，您在欧洲也颇有声誉。但中欧外 交近期摩擦不少，尤其是您与法国总统在波兰会面后，中法关系至今未完全恢复，您对欧洲的情况有何看法？您是否认为可能再次与法国总统萨科齐会晤，是否可能 在法国见面？
达赖喇嘛：你刚才提到有关与奥巴马会面的问题，我在美国接受CNN采访 时也谈到了，我的回答大概一样。当时，我对他们开玩笑地说道，去年，我见了德国的总理和法国的总统，使得他们面对中国的惩罚。如果我见了奥巴马，中共想惩 罚奥巴马不行，不惩罚也不行，将是很微妙的问题。你也知道，我见了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后，中共非常不高兴。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中共认为我是一个魔鬼，法国总 统与一个魔鬼见面的话，他们自然不高兴。
我去了世界上很多国家，我去这些国家其实不是为了见政治人物。我的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我的责 任，我的发言是为了提升人类的善心。人类的道德操守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六十亿当中的一个人，人类的一份子，我有这个责任与义务去提升人类内心既有的 善根。这与宗教没有关系，任何人都具有内心的善根，我们要发现它，提升它，使得人类成为和谐的群体。这是我的第一个目标。至于第二个目标，作为一个宗教人 物，我一直在全世界各地促进宗教之间的和谐。我觉着这很重要。这两个目标，我认为是我的责任。所以，到每一个国家，我最重要的事就是对大众的演讲和与人民 的见面，还有参加对话和论坛等。见到国家的领导人，我觉得很高兴，但这不是我的主要目的，同时我也不想给他们造成困扰。
我提到的这两个责 任，在我往生前，我离开人世前，我会努力做好。关于西藏的问题，我是一个藏人，同时，我也拥有“达赖喇嘛”这一称号，境内外的西藏人信任我，对我有一种依 托的感觉，因此，我一再说，我感到有责任作为境内外的西藏人民的代言人，这也是我的责任之一。但自2001年，流亡在海外的西藏人民团体开始选举行政首 长，行政部分由选举产生的首长负责，我从此处于半退休的状态，所以，我有时很骄傲地说，达赖喇嘛四百多年对西藏政教统治的制度从2001年开始成为历史。 在政治方面，我现在应该说是一名顾问，并没有专门负责决定什么问题。因此，就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责任，（我发挥的作用）其实是有限的。
记 者：您见过萨科齐及其夫人，您的印象如何？
达赖喇嘛：在法国南部，我先与萨科齐夫人 见面，她见到我很激动，直来直去的，我觉得很好。与萨科齐总统见面是在波兰团结工会领袖瓦文萨获诺贝尔奖纪念会上，（编者案：2008年12月7日，达赖 喇嘛与萨科齐在出席“波兰前总统瓦文萨获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庆祝仪式”的间隙中举行会谈。）总统这个人直来直去的，没有任何做作，我觉得非常好。
达赖喇嘛：“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作者 雅尼克
继去年三月西藏发生大规模骚乱后，今年七月新疆又爆发了严重的维汉冲突，潜伏在中国经济繁荣背后的政治诉求冲突、族群矛盾以及宗教信仰分歧等问题日益凸显，而西藏与新疆这两个边疆重镇成为火山喷发的出口。面对相似的困境，藏民族是否考虑与维族形成某种形式的联合，共同谋求走出困境的策略？他们又是如何争取更多汉族民众的理解与支持？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就上述问题，达赖喇嘛强调接触与对话的重要性——通过交谈，他赢得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对其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政策的支持；通过交流，他使更多的人消除误解、放下成见，了解西藏的真实状况和藏人的真正需求。
记者：2008年以来，中国发生了两件同西藏 前途紧密相关的大事。第一件事即国际舆论所称的08年三月直到五月的西藏危机，第二件事是今年七月以来的新疆危机。新疆危机虽然同西藏没有 直接的关系，但同样显示中国汉民族如何对待其他民族的问题已经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您如何看待这两件事，藏民族是否应该寻求同维吾尔民族进行某种形式的联 合，共同争取更大的空间，无论是独立还是自治？
达赖喇嘛：关于新疆的这个问题，我在1954年作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的代表去北京参加会议，见到一些新疆当地的官员时，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痛苦，对当局不满的痛苦。1959年，我离开西藏到印度以后，我们与新疆一些人曾有多 次接触，大家相互关心，同食同寝。大家一起叫苦，因为面临一样的状况，我们都感到压力。这些新疆人中，部分人一直认为应该寻求新疆的独立，而且就独立的手 段上说，也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们之间的接触因此愈来愈少了，几乎没有很密切的接触。热比娅女士从中国出来后，我在美国与她见过一次面，那次见面我们并没有 详细地谈论问题。后来，在德国与其见面时，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讨论一些问题。当时，我把我的一些理念、想法非常详细地解释给她听。她很清楚地对我说，支持达 赖喇嘛所寻求的西藏自治方式。她认为，新疆也应该寻求自治，就方式来说，她觉得应该是用非暴力的方式。她完全支持我的非暴力方式，觉得新疆的自治问题应该 用非暴力的方式解决。新疆的“七·五”事件发生后，我在捷克布拉克参加诺贝尔获奖者的高峰会时再次与热比娅会面。那时，我们也谈到一些问题。她充分肯定了 我寻求自治的非暴力方式，她本人也觉得应该走这一方向。最近，热比娅在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会议上，公开表示新疆的未来是要寻求真正、高度的自治。他们完全支 持非暴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想法是愈来愈走到一起了。
记者：请问您与热比娅在德国见面是哪一年的？
达 赖喇嘛：2007年，在汉堡。
记者：也就是说，在不使用暴力这点上，热比娅夫人与您的观点一致？
达 赖喇嘛：完全一样。
记者：自治问题上呢？
达赖喇嘛：也是一样的。有些人对我与热比娅的 会面表示不满。他们批评说，热比娅在中国政府那形象很不好，特别是中国政府认为热比娅是恐怖主义的头目，觉得达赖喇嘛不应该见她。很多中国朋友对我这样 说。我告诉这些中国朋友，我见热比娅，其实帮助了她，使她赞成我的自治和非暴力的立场，使她结束了那种理念和斗争的方式，我其实帮了她。我是这样回答他们 的。
记者：热比娅对于维吾尔民族的影响力并不像您在西藏人民当中的影响力那样强，她可能并不具备如此大的号召力使得新疆其他人也选择 非暴力的道路。
达赖喇嘛：阿图坎（音译名）曾是新疆独立时期政府的部长，如今已经过世，但他的儿子还活着。我对热比 娅说：你现在可以说是新疆的一名领导人，你应该有责任让全世界的新疆异议分子、流亡人士统一起来，这是你的一个责任。在八九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许多民主运 动人士去了美国、欧洲、澳洲及其它国家。那时，见到他们，我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力量。我说，这很重要。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统一的力量 一直没有形成。
记者：最近一段时间，您亲自出席并召开了两个藏汉大会，八月份的日内瓦会议和九月份的加拿大温哥华会议。您希望更多地 向中国人民说话，流亡藏人也普遍加强了同海外华人的接触，现在看来，您觉得这一政策调整是否收到了一定成果？
达赖喇嘛：去 年三月西藏事件发生后，我于四、五月份去了美国、英国、德国等地。当时我到时，大概一百多名中国留学生举行了抗议。看起来，那些抗议的学生情绪高涨、满腔 愤怒。当然，我知道他们对事实并不了解。因此，在这期间，我向中国民众尤其是佛教徒发出呼吁，我把我真实的想法、立场和原则清楚地告诉他们。随后在六月份 访问澳洲时，就没有多少抗议的学生，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更重要的是，有些学生、学者、作家等人遇见我时说，由于中国新闻“一言堂”，他们在国内难 以了解真正的达赖喇嘛，因此产生了很多的误解。见到达赖喇嘛并了解其想法后，他们意识到真正的达赖喇嘛并非如中国新闻中宣传中的那样，而他们事实上支持达 赖喇嘛的想法和观点。因此，与中国民众加深接触对解决西藏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同样地，有些刚到达兰萨拉的中国人最初时心怀担忧，比如担心被藏人殴打，但当 他们了解到这是一个祥和的地方时，他们就感到很快乐。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与交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
|
达赖喇嘛：“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
达赖喇嘛：“热比娅赞成我以非暴力方式寻求自治的立场”
1956年，我从西藏到印度朝圣，中 国军队护送我到边境，其中一位副司令员对我说，如果在印度有人问你西藏的情况如何时，你应该回答说，“百闻不如一见”。这位中共官员说的非常有道理。所 以，中共官员不应该一味丑化达兰萨拉，他们应到这里来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嘛。同样的，去年西藏事件发生时，我即刻呼吁中国政府派人到达兰萨拉调查。我 们可以公开所有流亡政府的文件，请他们调查是否是我们预谋、策划了西藏发生的事情。我们欢迎中国政府前来调查，但他们并没有派人来。如果说西藏发展的很 好，西藏人民很快乐，那么，北京就不应禁止、管制国外的媒体，而是欢迎、邀请媒体；不仅是邀请，而且应该给予媒体自由的采访空间，让它们得以看到真正的西 藏，这才是“百闻不如一见”。最近，中国举行了建国六十周年庆典，但在庆典时期，中国政府却处于恐惧之中，需要用军队制止一些事情的发生。当时，我在加拿 大。我对大家说，按道理说，庆典是件高兴的事，可大家却感到恐惧。所以，我一再强调，透明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你们的广播，虽然中国方面有些限制， 但很多地方一定可以收听，通过这样的渠道了解事实，是相当重要的。
达赖喇嘛：“我们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 
The Dalai Lama outside his hotel in Washington on 18 February图片来源: Getty Images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2010年2月18日在华盛顿作者 雅尼克
解决西藏问题的困难之一在于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历史上，西藏地区的领域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西藏流亡政府以保护藏文化为由要求重新统一各藏区，这被中国政府批评为“大西藏的野心”，是名副其实的“藏独”设想。此外，尽管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表示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政教合一制度，将政治上的领导权交给流亡政府民选产生的首长，中国官方舆论却始终批驳达赖喇嘛制度代表着政教一治。就此争议，在接受本台特派印度达兰萨拉记者雅尼克的专访中，达赖喇嘛指出：（1）流亡政府从未提出“大西藏”的概念，所强调的是在宗教与文化保护上而考虑统一所有藏区；（2）作为政教合一的达赖喇嘛制度已经结束，但宗教上的达赖喇嘛传统是否延续，将由西藏人民来决定。
记者：邓小平生前有一句话，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充分显示了中国对本土统一的坚持。您在西藏问题 上早已明确立场，即不追求独立，只追求真正的自治。但同时，您也强调西藏除现在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之外，也要包括其他西藏文化的覆盖地区，这被舆论尤其是中 国大陆解读为大西藏的诉求。中国官方即指这一立场只不过是要求独立的第一步而已，因此拒绝谈判也就名正言顺了。这里是否同样存在一个西藏各地区的统一问 题？即使是不要求独立，但却也是中央政府辖区内的西藏统一？这一广大地区囊括了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提出这样的条件是否现实？您在一些场合就此问题也提到 过：这不是大西藏概念，而仅仅是保存西藏文化上的考虑。能否就此问题更具体地阐明一下您的想法？
达赖喇嘛：如果说 “大西藏”是走向独立的第一步的话，实际上，这首先是中国政府造成的。现在，在西藏自治区以外，还存在着藏族自治州、自治县，也就是说，在西藏自治区之外 的另外四个省份当中，已经存在藏族自治州与自治县的设置，而这些地方，均有藏语电台、藏文报纸。我们从未提到“大西藏”，从未在任何一个文件中使用“大西 藏”这样的字眼。我们所强调的是真正的自治。所谓真正的自治，其目的在于保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而西藏的宗教与文化不仅涵盖西藏自治区，还包括所有的藏 区。也就是说，在宗教与文化的保护上是需要统一的。我们所说的宗教与文化统一上的自治，是指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认定的藏族地区以及已经符合自治条件 的所有藏族地区。这样的话，所有的藏族人民都将满意。为什么？因为在过去一千多年，西藏的宗教、文化，即西藏的民族特性或者说西藏的文明的保护与发展涵盖 了所有的藏区——包括安多、康巴和卫藏的所有藏区。许多支持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学者和专家，均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地区，如安多或是 康巴。1959年，很多从西藏逃亡到印度的西藏出家人——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为相当与佛学博士的格西——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安多或是康巴这两个地区。例 如，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的哲蚌寺——西藏三大寺之一，也是藏传佛教的大学——1959年之前，该寺僧众达七、八千人，即使是59年之后，由于诸多运动的破 坏，僧众人数锐减，可也始终保持在五百到一千人左右，但最近，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前往西藏并专程到了哲蚌寺，发现寺院中的僧侣仅仅剩下七十多人。这是为什么 呢？因为，去年西藏事件发生后，当局从寺院中驱逐了来自于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僧人，把他们赶回了家乡。
另外一个问题，涉及到中国政府。 2002年，与中国政府的对话恢复后，我们进行了八轮商谈。在2006年2月第五次对话时，我的代表与中共的统战官员接触中，中共官员很清楚地表示说，北 京知道达赖喇嘛并没有寻求西藏独立和分裂中国。但随后4月、5月间，北京批评我的力度愈来愈大，说我在寻求独立和分裂。这清楚地表明，中共并非不了解我的 立场和想法，而是出于别的原因要这样做。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北京明知我的想法，却还是要歪曲。新疆的事件发生后，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在最近的一个讲话 当中提出，民族的问题应该重新思考。另外，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呼吁重新思考、重新检讨中国的民族政策。我近日读了一篇由中国知识分子撰写的文章，文章指出， 过去六十年民族政策上存在不符合实际的问题。这些意见均反映了一种科学的观点，我比较赞成。中国的经济，经过邓小平的大幅改革，正走向资本主义。我们希望 北京能拿出改革经济的百分之十的勇气进行政治改革，我们愿意乐观其成。
记者：假如可能获得文化上充分自由的保证，同时 为了回应中国当局的宣传，是否可能在西藏文化统一问题上做出某些退让或者说灵活的调整，比如说，并不一定要求在一个自治区内解决文化统一问题，也接受自治 区外的安排，您是否可能接受这样的让步？
达赖喇嘛：我们的任务其实很简单，就是尊重藏区广大人民的愿望，并以此为基 础而奋斗，因此，很多事情能否实现是另外一回事。上一世班禅大师（编者：此处应该指的是第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在世时，一再强调藏族三区统一的重要性。他提 到多个原因，包括保护西藏宗教和文化。此外，在安多和青海、甘肃一带，很多作为共产党员的藏人表达相同的愿望，希望未来的藏区不要如此分散，希望统一藏 区。他们谈到统一藏区的必要性，提出了符合实际的理由。由于当时提出这些要求的来自各方各界，并且其中包括了一些很实际的理由，因此，在西藏自治区成立 时，当时的副总理陈毅作为中央代表来到拉萨，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内部的党员会议上，他清楚地表示，所有的藏区未来统一成立一个自治区的想法很好。这些 都是中国境内人民的愿望与意见。当然，解决所有藏区的统一的相关细节问题应该详细地讨论，但目前这种高压状态下，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尊重西藏境内人民、知 识分子的意见。我在世界各地都呼吁中国政府允许有信誉的国际组织到西藏实地了解情况，如果西藏人民现在生活地很好，如果他们心满意足、安居乐业，那么说明 我们的讯息是错误的，我们的奋斗也是错误的，我们将公开向世界人民道歉；但如果西藏人民目前面临种种困难，他们心中痛苦，如果无论是在物质生活上还是精神 生活上，他们都无法得到满足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面对现实，进行改变。
记者：您提到达赖喇嘛的制度正朝民主方向过渡，这里涉及 到民主与传统两方面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西藏文化中某种传统的结束？是否表明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距离？
达赖喇 嘛：从历史发展上看，达赖喇嘛制度其实只是藏人在某一时期内的习俗，与真正的佛教文化并没有关系。以藏传佛教为根基的西藏文化，可以说有一千三百 多年的历史，而达赖喇嘛这一政教合一的制度只有四百多年的历史，达赖喇嘛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大约六百多年。因此，达赖喇嘛的名称及其制度是基于藏传佛教文 化而发展的。并不是因为有达赖喇嘛的制度才有西藏文化，恰恰相反，是先有西藏文化才出现达赖喇嘛的制度。西藏的传统文化与佛教发展密切相关，可以说超过一 千年。这个问题有两方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指达赖喇嘛作为政教领袖这一旧的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需继续这是问题的另一方 面。我在1969年已经公开呼吁，未来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是否还应延续这一问题，应该问西藏人民，让他们来做决定。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很快就需要做出 决定，因为我不是明天就要去世。但在我去世后，西藏人民需要面对这个问题，如果他们认为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那就应该结束，我因此可能 成为最后一个达赖喇嘛。我是第十四世达赖喇嘛，我个人认为，与前十三世达赖喇嘛相比，我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差的，这样很光荣地结束达赖喇嘛的传承，我 觉得也不错。
记者：但如果现在举行公民投票的话，西藏人民应该不会选择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
达赖 喇嘛：你说的没有错。因为，目前西藏境内的人民面对很大的困难，处于痛苦之中，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因此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人，而这恰恰是 中国政府造就的。但废除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也不是没有可能，如果西藏真正实现名符其实的自治，人民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生活水平提高后，或许会觉得这一传统 不必再继续了；我们并不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一再呼吁所有的佛教徒——不论是西藏、汉地还是越南、朝鲜、韩国、日本等地的佛教徒，不论他是大乘佛教还是小乘 佛教的弟子——成为一名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那么，什么是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呢？二十一世纪的佛教徒应该既掌握佛教文化又熟悉现代的科学文化，在了解现代 科学文化的基础上，精通佛法，就能明白佛法适合现代。作为现代的佛教徒，需把佛法与现代科学文化相契合的一面体现出来。当这一理想实现时，藏传佛教中修行 者依靠上师或大喇嘛的时代或许将结束。那时，每个寺院中的老师，如同学校中的老师，将扮演重要角色。但现在的佛教徒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他们认为上师或大 喇嘛很重要。
记者：也就是说作为政教领袖的达赖喇嘛制度的结束与作为宗教领袖的达赖喇嘛的体系与传承的结束是不同的？
达 赖喇嘛：流亡政府的首长通过每五年举行的选举产生，因此，我在行政上的职务已经结束。我们希望未来的西藏实现民主，但我们从未要求，西藏实现真正 自治后，流亡政府将回到西藏。我曾在1992年曾公开地明确地表示过，我的政治责任的结束方式。当境内、境外的藏人实现统一之时，也将是达赖喇嘛所承担的 历史责任的结束之日。所以，作为宗教领袖，我并不一定要掌握政治权力，我可以讲经说法。比如说，最近我为一千多位华人佛教徒讲经说法，但我从未说，我是你 们的宗教领袖，所以要给你们说法。在佛教或者是其它宗教盛行的一些国家，似乎认为宗教领袖等同于一名官员，我觉得这是错误的。如果是这样的，对宗教毫不了 解的人也可以成为宗教领袖，变成官员了。
专访李江琳（二）：当年达赖喇嘛为何能从拉萨出逃
作者 蒙特利尔特约记者 潘卫
美国华裔学者李江琳聚焦西藏在1950年代的历史，7月份她在台湾出版《1959，拉萨》一书，认为发生在1959年的“拉萨事件”是中共多年预谋的结果。既然是预谋，为何达赖喇嘛在事件中成功出逃了呢？50多年来，关于达赖喇嘛出走，存在民间版的“让路说”，官方版的“劫持说”等不同版本，李江琳的结论是，达赖喇嘛是逃出来的。
李江琳的研究首先针对“让路说”。她认为这是中国的内部宣传，它只对内不对外，为的是迎合国人文化心理上的沙文主义，说汉人对达赖喇嘛如何仗义。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从没说过中共让路给达赖喇嘛，因为国外的人不买这个账。
但“让路说”是如何出笼的呢？李江琳说：“‘让路说’严格来说是两个来源，一个是李觉，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过李觉的原话，最主要的权威说法来自李觉。另一个说法来自《许家屯回忆录》。”
曾任职西藏军区政治部的吉柚权在其1993年出版的《西藏平叛纪实》一书中沿用了“让路说”，但他没有说明其出处，李江琳设想吉柚权是用了50年代一度担任过西藏军区参谋长的李觉的说法。问题是，拉萨事件发生时，李觉不在西藏，他在7个月前就被调到青海工作，不是当事人，他也只是道听途说。
吉柚权在书中还描述中国军队的炮口已对准逃跑中的达赖喇嘛，战士们持枪站在战壕边，目睹达赖喇嘛一行五六百人涉水过河。李江琳认为这一描述不符合逻辑，根据她的调查，那一段拉萨河水很深，三月虽是枯水季节，但要涉水而过只能是在下游，而不是吉柚权所说的那个位置。
通过与当事人访谈，李江琳知道达赖喇嘛同行者人数不超一百，当晚的情形是，护卫藏军提前抵达拉萨河南岸，护送达赖喇嘛到然马岗渡口的人，大多没有随他过河。
为何中共没有在拉萨河南岸驻兵防守，以至于达赖喇嘛成功利用这一空档南逃了呢？李江琳重建的历史场景是：“当时罗布林卡的东北西三面都有中国炮兵的阵地，南面是早已进驻的藏军，中共最早调动的一个团16日才离开甘肃尚未抵达拉萨，无法下定开打的时间，如果此时围堵罗布林卡南面，藏人会拼命抵抗。再说毛泽东的策略是要把“四水六岗”的主力吸引到南面，再关门打狗，于是就留下了南面的路，达赖喇嘛成功地利用了这一条路出逃。”
“让路说”的另一来源是《许家屯回忆录》，许家屯任江苏省委书记时，看到了毛泽东发给张国华的电报，毛要张为达赖喇嘛让出一条道，不要追击他。李江琳认为这一来源更为间接和可疑:“问题在于它的细节错误，张国华当时不在西藏，在北京。且许家屯写达赖喇嘛被困在布达拉宫，这也不是事实。”
李江琳认为中共没有追击，一是因为兵力不足，二来当时西藏到处都是逃亡的人潮，3月到6月，两万藏人逃到印度。
李江琳引述达赖喇嘛警卫团团长朋措扎西的回忆，达赖喇嘛在离开罗布林卡时并没有决定去印度，他们边跑边讨论下一步去哪里，晚上确定第二天的行程。一行人一度曾想去距离最近的不丹，但因为要途径一座中国军营，不安全，最终舍弃。
李江琳在研究中发现，在达赖喇嘛如何出逃这一问题上，关键当事人都没有留下回忆录。例如当时的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是很多现场的关键证人，没有留下任何回忆资料。
本台选刊网友来稿及网上时评类稿件。所刊文稿为一家之言，期望大家评头品足，也希望大家推荐稿件。摘选文稿以文明、理性、独立、多元为准则，本栏以此自励，并同大家共勉。 —法广编辑部
中共关于影响中挪关系的威胁，挪威人终于用行动表达了他们的轻蔑：在纳粹势力如日中天的时代，他们没有退缩，将和平奖授予反纳粹的英雄；在“苏东波”之后、自由世界的力量全面压倒极权专制的今天，他们还有什么理由畏惧“决不当头、蹈光养晦”的中共？
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与谷哥毅然退出中国大陆一样，在在表明：利益之上，还有公道和人心！世界似乎突然变得明亮起来，从挪威到中国大陆，从柏林到巴黎，为了自由、和平、正义，多少人多少年的呐喊、流血和牺牲，血仍未冷，血一直在愤怒地燃烧！
以 思想深刻和行动能力（发起《零八宪章》运动）著称的刘晓波，是致力于和平变革、为中国自由民主事业做出重大贡献和牺牲的代表性人物，他的获奖，是对国人争 取自由、反抗专制的极大激励。作为历史上第二位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权战士，“没有敌人”的刘晓波，再一次将暴政肆无忌惮地践踏人权的真相呈现在世 人面前。
10月8日下午，刘晓波因“在中国为基本的人权进行的长期、非暴力的斗争”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世界各大媒体的记者和一些中国维权人士云集刘晓波妻子刘霞的住家附近，即已向世人宣告：中共9月26日发表的《2009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形同放屁，中国没有最基本最起码的人权，刘霞被非法限制外出和接受采访；在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也成敏感词的国家，没有新闻自由、人身自由，一党专政的中国不仅是人权的敌人，还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胁。
冲击波来势迅猛：中华民国自由地区、德国、挪威、法国、西班牙政府和“国际特赦”、“无国界记者”、香港记者协会等人权组织在 第一时间对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德国和法国政府正式要求中国立即释放刘晓波，预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家和组织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共无法屏蔽的Twitter等网站一片沸腾，对晓波的祝贺和对中共的抨击都同样强烈；曾发表公开信呼吁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的自由学者徐友渔表示：“刘晓波 为了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的正义事业，为了中国的人权付出了极大代价。他三次被抓，而且被判了11年重刑，长期被剥夺自由，和妻子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嘉奖，对我们也是极大的安慰。”
刘晓波的经历和一个反抗暴政的德国英雄惊人地相似：
1927年3月，因编发文章批评德国军方鼓吹重整军备，德国著名记者奥西茨基（Carl von 0sietzky） 被判以诽谤罪名入狱1个月；1931年1月20日，奥西茨基在《世界舞台》发表矛头直指希特勒的文章：“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 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并编发文章指责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秘密重整军备，再次入狱8个月；1933年2月28日，希 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不满1月，奥西茨基即遭逮捕，被送进集中营饱受虐待。
1936年，狱中的奥西茨基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与中共一样，纳粹 严禁媒体评论奥西茨基获奖的消息，更禁止奥西茨基前往挪威领奖。1936年11月，诺贝尔委员会到德国给奥西茨基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 释放了奥西茨基，将其送入一家医院。中共能否释放刘晓波，中共是否比纳粹还要野蛮和凶残，人们不妨拭目以待。
奥西茨基说：“一个人对着山谷呐喊，声音会穿过边界。”晓波和无数为他感到骄傲的草泥马们相信：一个人对着网络呐喊，全世界都会听见，晓波，你并不孤独！网络把刘晓波获奖冲击波无限放大，大到要求背对世界文明潮流的中共必须让步。
今 年中国遭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等一系列天灾人祸，民众和体制内部的健康力量要求政改的呼声日益高涨；因中共拒绝就天安号事件谴责朝 鲜，致使安理会无法达成谴责朝鲜袭击天安舰的决议，国际社会怨声载道，美韩亮剑黄海、美越亮剑南海，加上美国准备制裁中共操纵汇率，中共当局内外交困，欲 借钓鱼岛撞船事件掀起反日情绪，不料竟在日本国内引发反共浪潮，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
利用民族主义、爱国激情转移国内矛盾和焦点，无疑是在玩火，1985年学生反日大游行为1986、1989要求自由民主的浪潮做了很好的训练和铺垫，中共对此心知肚明。而且，为避免外向型经济的崩溃，失业人口激增导致政局不稳，中共不可能与欧美把关系彻底弄僵。
9 月23日，温家宝在纽约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专访，论及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不可阻挡等政改话题，国内媒体竟鸦雀无声。“温家宝说中国人 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不可阻挡”的主题帖火爆各大网站，凯迪网的跟帖高达1千多页，很快全部遭到封杀。堂堂现任总理在自己的国家也没有起码的言论自由和发表 意见的平台，这就是中国大陆残酷和充满黑色幽默的现实。
你可以封杀温家宝的言论，可以禁止媒体评论刘晓波获奖的消息，不准刘晓波出狱领 奖，但你怎么可能左右人心的向背，阻挡他们对自由、人权的渴望？政改是找死，但和台湾国民党一样，和平转型、平稳过渡，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拒不政改是等 死，一旦失业、群体事件普遍增加或军人站到民众一边，等待中共权贵的将是民众淤积多年的冲天怒火。
作者 北京特约记者 周西
9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集体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学习会上，提出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3个最大限度和4点要求。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现在重提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值得商榷的，所谓人民内部矛盾是相对于敌我矛盾而言的阶级斗争年代的宣传话语，至今还在强调这样的陈旧概念，只能表明当政者仍然还没有树立起一视同仁的国民意识。中选网上专栏作者田奇庄的文章接着说，一个执政60多年的党，一个经历了文革教训的党，一个宣称要走民主法治道路的党，出现这种常识性错误，让人很难理解。
宪法规定，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公民；公民有两种：守法或违法者，有政治权利或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哪里有什么“人民”和“敌人”之分呢？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一套对全体国民适用的宪法、法律，难道今后还需要建立两套法律制度，一套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另一套用于解决敌我矛盾吗? 对于执政者来说，全国公民都是血浓于水的同胞，爱民就应当是爱每一个国民，包括违法的人，犯罪的人，和反对自己的人。执政者只有具备这样的包容和胸怀，才能无敌于天下，才能无往而不胜。敌我矛盾是完全对立、不可调和，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概念，一般说来是战争状态下的产物。在和平建设时期，如果继续使用这一类的概念，很容易造成官民对立、对峙的紧张关系，形成新的冤假错案，造成执政与在野之间难以弥和的裂痕，从而产生双输的效果。
文章回顾说，新中国成立后，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并为此写了专著。但是，在他的这本书中，针对如何准确划分人民和敌人的标准却非常含糊。以至于在后来的实践中，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该死，谁该活？谁能重用，谁要下台？完全取决于毛泽东本人的一句话或一个念头。正是由于毛泽东可以超越法律，随意认定矛盾的性质，他才得以大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和群众运动，把一批又一批的守法公民、国家精英、党内同志，甚至是患难战友当成敌人来打击迫害，在全国制造了数以千万计的冤假错案，这样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惨痛吗？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柳宗元先生就明确提出了“敌存灭祸，敌去招过” 的思想。认为存在政治对手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把对手当成敌人消灭掉，反而弊大于利。
那么，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什么人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危害最大呢？历史已经证明，绝对不是那些执政者认定的所谓“敌人”，而恰恰是共产党内部那些执掌权力的无法无天之徒。这些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旗号，随意整人、打人，随意害人，把一个好端端的国家搅得天昏地暗，人人自危。文章又说，文革的教训清楚无误地告诉我们，全体国民的最高利益、最可靠的保证就是法律，而且只有法律。没有法律的保证，国家就只能是一个丛林社会，每个人都处于危险之中，随时可能大祸临头。而祸端的主要来源就是不受约束的公权力，因此，必须用宪法和法律来限制权力。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共产党便义无反顾地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方针。回想当年，在解放思想春风的鼓舞下，党大还是法大，以及党政分开和党要管党的讨论如火如荼，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然而，到1989年之后，这一切便被迫中断了。
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党大于法，权大于法又重新成为了社会常态。由此更导致难以建立起社会公平机制，进而引发上访大军的剧增，群体性事件频发，以及腐败横行，官方乃至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高昂代价。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勇气举起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旗，加快民主法治建设，反而重新捡起当年毛泽东那一套已经被历史证明的错误理论，实在让人难以恭维。
众所周知，公正完善的法律原本已经为解决社会矛盾提供了详细的规范和准则，因而在那些发达民主国家极少有人上访，更少发生群体性暴力事件。由此可见，对于今天的中共来说，当务之急不是自己出面解决什么”人民内部矛盾”，那些矛盾、完全可以让社会和法律自行解决。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没有公权力插手干预司法，社会矛盾往往解决得更好。中共最需要做的还是如何管好自己，也就是党要管党。如今，猖獗的三公消费和买官卖官等贪污腐败现象已经极大地破坏了中共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国民的信心。对于上述问题，国人至今没有看到有效的治理，没有听到庄严的承诺，没有得到有保证的预期。执政党不能管好自己份内的事，却热衷于插手国家的一切事务，这不就是典型的“荒自己的地，种别人的田”吗?
那么，这么多年了，中共为什么迟迟解决不了党管不好党的问题呢？田奇庄的文章分析认为，其根本原因就是缺少外来压力，宪法不能落实到位，公民也不能依宪结社，不能建立起有效监督共产党的组织。这些都是文明国家早已解决了的小儿科问题，在我们这里却成了几十年的老大难问题。不仅如此，现在又重新提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陈旧概念，让人感到大有历史回潮之势。当然，胡锦涛讲话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缓解矛盾，解决问题，但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重大问题。有道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试想，在宪法法律面前，国民若受到所谓“人民内部”和“敌我”两种截然不同待遇，国家能不出乱子吗?（北京周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Acqua's Blog 